孙中山《三民主义》[8]民族主义第二讲

孙中山《三民主义》民族主义第二讲
自古以来，民族这所以兴亡，是由于人口增减的原因很多，此为天然淘汰。人类因为遇到了天然淘汰力，不能抵抗，所以古时有很多的民族也很古，从有稽考以来的历史讲，已经有了四千多年。故推究我们的民族，自开始至今，至少必人五六得年。当中受过了许多天然力的影响，遗传到今日。和世界的民族比较，我们还是最多最大的，是我们民族所受的天惠，比较别种民族独厚，故经过开时人事种种变更，自有历史四千多年以来，只见文明进步，不见民族衰微。代代相传，到了今天，还是世界最优秀的民族。所以一般乐观的人，以为中国民族，从前不知经过了多少灾害，至今都没有灭亡，以后无论经过若何灾害，是决不至灭亡的。这种论调，这种希望，依我看来，是不对的。因为就天然淘汰力说，我们民族或者可以生存，但是世界中进化力，不止一种天然力，是天然和人为力凑合而成。人为的力量，可以巧夺天工，所谓人事胜天。这种人为的力，最大的有两种，一种政治力，一种是经济力，这两种力关系于民族兴亡，比较天然力还要大，我们民族处在今日世界潮流之中，不但是受这两种力的压迫，并且深中这两种力的祸害了。
　　中国几千年以来，受过了政治力的压迫以至于完全亡国，已有了两次，一次是元朝，一次是清朝。但是这两次亡国，都是亡于少数民族，不是亡于多数民族，总被我们多数民族所同化。所以中国在政权上，虽然亡过了两次，但是民族还没的受过大损失，至于现在列强民族的情形，便和从前大不相同。一百年以来。列强人口增加到很多，上次已经比较过了。象英国、俄国的人口增加三四倍，美国增加十倍，照已往一百年内的增加，推测以后一百年的增加，我们民族在一百年以后，无论所受的天惠怎么样深厚，就很难和列强的民族并存于世界。比如美国的人口，百年前不过九百万，现在便有一万万以上，再过一百年就有十万万以上。英、德、俄、日的人口，都是要增加好几倍。由此推测，到百年之后，我们的人口便变成了少数，列强人口便变成了多数。那时候中国民族纵然没有政治力和经济力的压迫，单以天然进化力来推论，中国人口便可以灭亡。况且在一百年以后，我们不但是要受天然力的淘汰，并且要受政治力和经济力的压迫，单以天然进化力来推论，中国人口便变可以灭亡。况且在一百年以后，我们不但是要受天然的淘汰，并且要受政治力和经济力的压迫，此两种力比较天然力还要快而且烈，天然力虽然慢，也可以消灭很大的民族。在百年前，有一个先例可以用来证明的，是南北美洲的红番民族。美洲在二三百年前完全为红番之地，他们的人数很多，到处皆有；但从白人搬到美洲之后，红番人口就逐渐减少，传到现在，几乎尽被消灭。由此便可见天然淘汰力，也可以消灭很大的民族。政治力和经济力比较天然淘汰比较天然淘汰力还要快，更容易消灭很大的民族。此后中国民族如果单受天然力淘汰，还可以支持一百年，如果兼收政治力和经济力的压迫，就很难渡过十年。故在这十年之内，就是中国民族的生死关头。如果在这十年以内有方法可以解脱，我们的民族便要被列强的民族所消灭，纵使不至于全数灭亡，也要被天然力慢慢去淘汰。故此后中国的民族，同时受天然力、政治力和经济力的三种压迫，便见得中国民族生存的地位非常危险。
　　中国受欧美政治力有压迫，将及百年。百年以前，满人据有我们的国家，仍是很强盛的。当时英国灭民印度，不敢来灭中国，还恐中国去干涉印度。但是这百年以来，中国便失去许多领土。由最近推到从前，我们最近失去的领土是威海卫、旅顺、大连、青岛、九龙、广州湾。欧战以后，列强想把最近的领土送回，象最先送回的有青岛，最近将要送回的有威海卫，但这不过是中国很小的地方。从前列强心理，以为中国永远不能振作，自己不能管理自己，所以把中国沿海的地方象大连、威海卫、九龙、等处来占领，做一个根据地，以便瓜分中国。后来中国起了革命，列强知道中国还可以有为，所以才打消瓜分中国的念头。当列强想瓜分的论调。列前一点的失地，是缅甸、安南。安南之失，中国当时还稍有抵抗，镇南关一战，中国还获胜仗。后来因被法国恐吓，中国才和法国讲和，情愿肥安南让与法国。但是刚在讲和前几天，中国的军队正在镇南关、谅山大胜，法国几乎全军覆没；后来中国还是求和，法国人便以为很奇怪。尝有法国人对中国人说，“中国人做事真是不可思议，就各国的惯例，凡是战胜之日，反要割地求和，送安南到法国，定种种苛虐条件，这直是历史上战胜求和的条例。”中国之所以开这个先例的原因，是由于满清政府太糊涂。安南和缅甸本来都是中国的领土，自安南割去以后，同时英国占据缅甸，中国更不敢问了。又更拿前一点的失地说，就是黑龙江、乌苏里。又再推到前一点的失地，是伊犁流域。霍罕和黑龙江以北诸地，就是前日俄国远东政府所在的地方，中国都拱手去外人，并不敢问。此外更有琉球、暹罗、蒲鲁尼、苏绿、爪哇、锡兰、尼泊尔、布丹等那些小国，从前都是来中国朝贡过的。故中国最强盛时代，领土是很大的。北至黑龙江以北，南至喜马拉亚雅山以南东至东海以东，西至葱岭以西，都是中国的领土。尼泊尔到了民国元年，还到四川来进贡，元年以后，以西藏道路不通，便不再来了。象这样讲来了，中国最强盛时候，政治力量也威震四邻，亚洲西南各国无不以称藩朝贡为荣。那时欧洲的帝国主义还没有侵入亚洲，当时亚洲之中，配讲帝国主义的只是中国。所以那些弱小国家，都怕中国，怕中国用政治力去压迫。至今亚洲各弱小民族，对于中国还是不大放心。这回我们国民党在广州开大会，蒙古派得有代表来，是看我们南方政府对外的主张是否仍旧用帝国主义。他们代表到了以后，看见我们大会中所定的政纲是扶持弱小民族，毫无帝国主义的意思，他们便很赞成，主张大家联络起来，成一个东方的大国，象这项要赞成我们主第的情形，不但是蒙古如此，就是其他弱小民族也都是一样，现在欧洲列强，正用帝国主义和经济力量来压迫中国，所以中国的领土便逐渐缩小，就是十八行省以内也失了许多地方。
　　自中国革命以后，列强见得用政治力来瓜分中国是不容易的，以为从前满洲征服过了中国，我们也晓得革命，如果列强还再用政治力来征服中国，中国将来一定要反抗，对于他们是很不利的。所以他们现在稍缓其政治力来征服我们，便改用经济力来压迫我们。他们以为不用政治力来征服我们，便改用经济力来压迫我们。他们以为不用政治力来瓜分中国，各国在欧洲的冲突到底还免不了。故由巴尔干半岛问题，便生出了欧洲大战。他们自己受了许多损失，许多强国象德国、奥国都倒下来了。俣是全心全意的帝国主义，现在还没有改革，英国、法国、意大利仍旧〈把〉帝国主义继续进行。美国也抛弃“门罗主义”，去参加列强，一致行动。经过了欧战以后，他们在欧洲，或者把帝国主义一时停止进行；但是对于中国，象前几日各国派二十多只兵船来示威，广州人民便立时觉得痛痒，大家生出公愤。就是全人民也起公愤。故政治力的压迫，是容易觉得有痛痒的；但是受经济力的压迫普通人都不容易生博学，象中国已经受过了列强几十年经济力的压迫，大家至今还不觉得痛痒。弄到中国各地都变成了列强的殖民地，全国人至今还只知道是列强的半殖民地，这半殖民地的名词，是自己安慰自己，其实中国所受过了列强经济力的压迫，不只是半殖民地，比较全殖民地还要厉害。比方高丽是日本的殖民地，安南是法国的殖民地；高丽人日本的奴隶，安南人做法国的奴隶。我们动以“亡国奴”三字讥诮高丽人、安南人，我们只知道他们的地位，还不知道我们自己所处的地位实在比不上高丽人、安南人。由刚才所说的概括名义，中国是半殖民地，但是究竟是那一国的殖民地呢？是对于已经缔结了条约各国的殖民地，是做各国的殖民地；我们不只做一国的奴隶，是做各国的奴隶，比较起来，是做一国的奴隶好些呀，还是做各国的奴隶好些呢？如果做一国的奴隶，遇到了水旱天灾，做主义的国家，就要拔款来赈济，以为这是自己做主人的义务，分内所当为的。做奴隶的人民，也视为这是主人应该要救济的，但是中国北方前几年受民天灾，各国不视为应该要尽的义务，拔款来赈济，只有在中国内地的各国人，来提倡捐助赈济灾民。中国人看见了，便说是各国很大的慈善。不是他们的义务，和主人的国粗对于奴隶的人同，便差得很远。由此便可见中国还比不上安南、高丽。所以做一国的奴隶，比较做各国的奴隶地位是高得多，讲到利益来又是大得多。故叫中国做半殖民地，是很不对的。依我定一个名词，应该叫做“次殖民地”。这个 “次”字，是由于化学名词得来的，如次亚磷便是。药品中有属磷质而低一等者名为亚磷，更低一等者名为次亚磷。又如各部官制，总长之下低一级的，就叫做次人一样，中国人从前只知道是半殖民地，便以为很耻辱，殊不知实在的地位还要低过高丽、安南。故我们不能说是半殖民地，应该要叫做次殖民地。
　　此次广东和外国争关馀，关税馀款本该是我们的，为什么要争呢？因为中国的海关被各国拿去了。我们从前并不知道海关，总是闭关自守，后来英国到中国来叩关，要和中国通商，中国便闭关拒绝。英国用帝国主义和经济力量联合起来，把中国的关打开，破了中国的门户。当时英国军队已经占了广州，后来见广州站不住，就不要广州，去要香港，并且又要赔款。中国在那个时候，没有许多现钱来做赔款，就把海关押到英国，让他们去收税。当时满清政府计算，以为很长久的时间才可以还清，不料英国人得了海关，自己收税，不到数年便把要求的赔款还清了。清朝皇帝才知道清朝的官吏很腐败，从前经理征收关税的中饱的大毛病，所以就把全国海关都交给英国人管理，税务司也尽派英国人去充当。后来各国因为都有商务之大小为用人之比例。所以弄到现在，全国海关都在外人的手内。中国同外国每立一回条约，就多一回损失，条约中的权利总是不平等，故海关则都是由外国所定，中国不能自由更改。中国的关税，中国人不能自收自用，所以我们便要争。
　　现在各国对于外来经济力的压迫，又是怎样对待呢？各国平时对于外国经济力的侵入，都是用海关作武器，来保护本国经济的以展。好比在海口上防止外来军队的侵入，便要筑炮台一样。所以，保护税法就是用关税去抵制外货，本国的工业才可以发达。象美国自白人灭了红番以后，和欧洲各国通商，当时美国是农业国，欧洲各国多是工业国，以农业国和工业通商，自然是工业国占胜利，故美国就创出保护法，来保护本国的工商业。保护税法的用意，是将另国的入口货特别加以重税，如进口货物值一百元的，海关便抽税一百元或八十元，各国通例都是五六十元，抽这样重的税，便可以令别国货物的价贵，在本国不能销行；本国货物无税，因之价平，便可以农业畅销。我们中国现在怎样的情形呢？中国没有和外中通商以前，人民所用货物，都是自己用物工制造，西人说“男耕女织”，便可见农业和纺织工业是中国所固有的。后来外国货物进口，因为海关税轻，所以外来的洋布价贱，本地的土布价贵，一般人民便爱穿洋布，不穿土布，因之土布工业就被洋布打灭了。本国的手工工业便从此失败，人民无职业，便变成了许多游民。这就是外国经济力压迫的情形，现在中国虽然仍有手工业织布，但是原料还要用洋纱。近来渐有用本国棉花和外中机器来纺织布的。象上海有很多的大纱厂、大布厂，用这些布厂纱厂本来逐渐可抵制洋贷，但是因为海关要抽重税，进行到内地各处还要抽厘金。所以中国不独立没有保护税法，并且是加重土货的税去保护洋货。当欧战时，各国不能制造货物输入中国，所以上海的纱厂布厂一时很发达的，由此所得的利益极大，对本分利，资本家极多。但欧战以后，各国货物充斥中国，上海的纱厂布厂。从前所谓赚钱的，至今变成亏本了，土货都被洋货打败了。中国关税不特不来保护自己，并且要去保外人，好比自己挖了战壕，自己不但不能去打敌人，并且反被敌人用来打自己。所以政治力的压迫是有形的，最愚蠢的人也容易看见的；经济力的压迫自己，所以中国自通商以后，出入口货物之比较，有江河日下之势。前十年调查中国出入口货物，相差不过二万万元。近来检查海关报告表，一九二一年进口货超过出口货是五万万元。比较十年前已加多两倍半。若照此推算，十年后也加多两倍半，那么进口税〈货〉超过出口货便要到十二万万五千万。换一名话说，就是十年之后，中国单贸易一项，每一年要进贡到外国的是十二万万千万元。汝看这个漏卮是大不大呢！
　　经济力的压迫，除了海关税以外还的外国银行。现在中国人的心理，对于本国银行都不信用，对于外争持便非常信用。好比此刻在我们广东的外国银行便极有信用，中国银行毫无信用，从前我们广东省立银行发出纸币，尚可通用，此刻那种纸币毫不能用，我们现在只用现银。从前中国纸币的信用不及外国纸币，现在中国的现银仍不及外国银行的纸币，现在外国银行的纸币，销行于广东的总数当有几千万，一般人民都情愿收藏外国纸币，不情愿收藏中国现银。推之上海、天津、汉口各通商口岸，都是一样，推究此中原因，就是因为中了经济压迫和毒，我们平常都以为外国人很有钱，不知道他们是用纸来换我们的货物，他们本来没有几多钱，好多都是我们送到他们的一样，外国人现在所用的钱，不过印出几千万纸，我们信用他，他们便有了几千万钱。那些外国银行的纸币，每印一元只费几文钱印成的纸，他的价值便称是一元功十元功一百元，所以外国人不过是用最少之价值去印几千万元的纸，用那几千万元的纸来换我们几千万块钱的货物。诸君试想这种损失是大不大呢？为什么他们能够多印纸，我们不能够照样去印呢？因为普通人都中了外国经济压迫的毒，只信用外国，不信用自己所以我们印的纸便不能通行。
　　外国纸币之外，还有汇兑。我们中国人在各通商口岸汇兑钱，也是信用外国银行，把中国的钱都交外国银行汇兑，外国银行代中国人汇兑，除汇钱的时候赚千分之五的汇水以外，并强赚两地的钱价，在交钱的时候又赚当地银元合银两的折扣。象这样钱价折扣的损失，在汇钱和交钱的两处地方总算起来，必须过百分之二三。象由广东外国银行汇一万钱到上海，外国银行除了赚五十元汇水以外，另外由毫银算成上海规〈元〉银的钱价，他们必定把广东毫银的价格算低，把上海规元银的价格抬高，由他们自由计算，最少必要赚一二百元，到了上海交钱的时候，他们不交规元银，只肯交大洋钱，他们用规元银折成大洋钱。必压低银两的市价抬高洋钱的市价，至少又要赚一二百元。故上海、广州两地之间，汇兑一万块钱，每次至少要〈损〉失二三百元。所以用一万块钱在上海、广州两地之间汇来汇去，最多不过三十余次，便完全化为乌有。人民所以要受这些损失的原因，是因为中了外国经济压迫的毒。
　　外国银行在中国的势力，除了发行纸币和汇兑以外，还有存款。中国人有了钱，要存到银行内。不问中国银行的资本是不是小，每年利息是多是少，只要知道是中国人办的，便怕不安全，便不敢去存款。不问外国银行是有信用没有信用，他们所给的利息是多是少，只要听到说是外国人办的，有了洋招牌，便吃了定心丸，觉得极安全，有钱便送进去；就是利息极少，也很满意。最奇怪的是辛亥年武昌起义以后，一般满清皇室和满清官僚怕革命党到了，要把他们的财产充公，于是把所有的金银财宝都存到各处外国银行，就是没有利息，只要外国人收存，便心满意足。甚至象清兵和革命军在武汉打＊打改了的那几日，北京东交民＊的外国银行所收满人寄存的金银财宝不计其数，至弄到北京所有的我国银行都有钱满之患，无余地可以再存；于是后来存款的，外国银行对于存款人不但不出息钱，反要向存款人取租钱，存款人只要外国银行收存款，说到租钱，外国银行要若干。当时调查全国的外国银行所收中国人的存款，总计一二十万万。从此以后，中国人虽然取回了若干，但是十几年以来，一般军阀官僚象冯国璋、王占元、李纯、曹锟到处搜括，所发的横财，每人动辄是几千万，他们因为想那些横财很安全，供子子孙孙万世之用，也是存入外国银行。所以至今外国银行所收中国人存款的总数，和辛亥年的总数还是没有什么大加减。外国银行收了这一二十万万存款，每年付到存款人的利息是很少的，最多不过四五厘。外国银行有了这一二十万〈万〉钱，又转借到中国小商家，每年收到借款人的利息是很多的，最少也有七八厘，甚至一分以上。因此外国银行只任经理之劳，专用中国人资本来赚中国人的利息，每年总要在数千万。这是中国人因为要存款到外国银行，无形中所受的损失。普通人要把钱存到外国银行内的心理，以为中国银行不安全，为什么我们中国人还是不甘心情愿，要把中国的钱存到外国银行，每年要损失这样大的利息呢？推究这个原因，也是中了外国经济压迫的毒。外国银行一项，在中国所获之利，综合纸票、汇兑、存款三种算之，当在一万万元左右。
　　外国银行之外，还有运费。中国货物运去外国固然是要靠洋船，就是运往汉口、长沙、广州各内地，也是靠洋船的多。日本的航业近来固然是很发达，但是日本最先的时候只有一个日本邮船会社，后来才有东洋船会社、大阪商船会社、日清汽船公司航行于中国内地，航行于全世界。日本航业之所以那样发达，是因为他们政府有津贴来补助，又用政治力特别维持。在中国看起来，国家去津贴商船，有甚么利益呢？不知日本是要和各国的经济力相竞争，所以在水上交通一方面和各国缔结条约，订出运货方式的运费，每吨有一定的价钱。比方由欧洲货到亚洲，是先到上海，再到长崎、横滨。由欧洲到上海，比较由欧洲到长崎、横滨的路程是近得多的。但是由欧洲运货到长崎、横滨，每吨的运费，各船公司定得很平，至于由欧洲运货到上海的运费，中国无航业与他抵抗，各船公司定得很贵；故由欧洲运货到长崎、横滨，比较由欧洲运货到上海，每吨的运费还要便宜。因此，欧洲货物在日本出卖的市价，还要比在上海的平。反过来，如果中国货物由上海运去欧洲，出是比由长崎、横滨运去欧洲所费的运费贵得多。若是中国有值一万万块钱的货物运往欧洲，中国因为运费的缘故，就要加多一千万。照此计算，就是一万万之中损失一千万，中国出入口货物的价值每年已至十余万万以上，此十余万万中，所损失也当不下一万万元了。
　　此外还有租界与割地的赋税、地租、地价三项，数目亦实在不少。譬如香港、台湾、上海、天津、大连、汉口那些租界及割地内的中国人，每年纳到外国人的赋税，至少要在二万万以上。象从前台湾纳到日本人的税，每上只有二千万，现在加到一万万。香港从前纳到英国人的税，每年只有几百万，现在加到三千万。以后当然照此例更行增加。其地租一项，则有中国人所收者，有外国人所收者，各得几何，未曾切实调查，不得而知，然总以外国人所收为多，则不待问了。这地租之数，总比之地税十倍。至于地价又年年增加，外人既握经济之权，自然是多财善贾，把租界之地平买贵卖。故此赋税、地租、地价三项之款，中国人之受亏每年亦当不下四五万万元。
　　又在中国境内外人之团体及个人营业。恃其条约之特权来侵夺我们权利的，更难以数计，单就南满铁路一个公司说，每年所赚纯利已达五千余万。其他各国人这种种营业，统而推之，当在万万以上。
　　更有一桩之损失，即是投机事业，租界之外人，每利用中国人之贪婪弱点，日日有小投机，数年一次大投机，尽量激发中国人之赌性热狂。如树胶的投机，马克的投机，每次之结果，则中国人之亏累至少都有数千万元。而天天之小投机事业，积少成多，更不知其数了。象这样的损失，每年亦当数千万元。
　　至于战败的赔款，甲午赔于日本者二万万五千万两，庚子赔于各国者九万万两，是属于政治武力压迫的范围，当不能与经济压迫同论，且是一时的，不是永久的，尚属小事了。其他尚有藩属之损失、侨民之损失，更不知其几何矣。这样看来，此种经济的压迫真是厉害得很了。
　　统共算起来：其一、洋货之侵入，每年夺我权利的五万万元；其二，银行之纸票侵入我市场，与汇兑之折扣、存款之转借等事，夺我利权者总在四五万万元；其三，出入货物运费之增加，夺我利权者约数千万至一万万元；其四，租界与割地之赋税、地租、地价三桩，夺我权利者总在四五万万元；其五，特权营业一万万元；其六，投机事业及其他种种之剥夺者当在几千万元。这六项之经济压迫，令我们所受的损失总共不下十二万万元。此每年十二万万元之大损失，如果无法挽救，以后只有年年加多，断没有自然减少之理。所以今日中国已经到了民穷财尽之地位了，若不挽救，必至受经济之压迫至于亡国种灭而后已！
　　当中国强盛时代，每要列邦年年进贡，岁岁来朝。而列顾的贡品，每年所值，大约也不过百数十万元，我们便以非常的荣耀了。到了宋朝中国衰弱的时候。反要向金人进贡，而纳于金人的贡品每年大约也不过百数十万元，我们便以为奇职大辱。我们现在要进贡到外国每年有十二万万元，一年十二万万，十年就一百二十万万，这种经济力的压迫，这样大的进贡，是我们梦想不到的，不容易看见的，所以大家还不觉得是大耻辱。如果我们没有这样大的进贡，每年有十二万万一宗大款，那么我们应该做多少事业呢？我们的社会要如何进步呢？因为有了这种经济力压迫，每年要受这样大的损失，故中国的社会事业都不能发达，普通人民的生机也没有了。专就这一种压迫讲，比用几百万兵来杀我们来要厉害。况且外国背后更拿帝国主义来实行他们经济的压迫，中国人民的生机自然日蹙，游民自然日多，国势自然日衰了！
　　中国近来一百年以内，已经受了人口问题的压迫。中国人口总是不加多，外国人口总是日日加多。现在又受政治力和经济力一齐来压迫。我们同时受这三种力的压迫，如果再没有办法，无论中国领土是怎么样大，人口是怎么样多，百年之后一定是要亡国灭种的。我们四万万人的地位是不能万古长存的。试看美州的红番。从前到处皆有，现在便要全数灭亡。所以我们晓得政治压迫的厉害，还要晓得经济的压迫更厉害。不能说我们有四万万人，就不容易被人消灭。因为中国几千年以来，从没有受过这三个力量一齐来压迫的。故为中国民族的前途设想，就应该要设一个什么方法，去打消这三个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