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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nday, April 12, 2009

明末反清大儒5 , 朱舜水先生

鳞东海,乞复明

朱舜水作为大明华夏亡国之际的一位爱国知识分子,表现出了强烈的民族气节和情操。为了匡复汉室江山,驱逐满清,他曾三赴安南 (越南)、五渡日木、奔走於厦门、舟山之间,效申包胥借兵复楚之举,向日本乞师复仇。耿耿忠心,一腔至诚。

弘光隆武元年(西元1645年)五月,清兵攻陷南京,福王出走,方国安、马士英、阮大铖投降清军。福王败亡後,明皇室产生了两个领导力量,即唐王(朱聿键)政权和鲁王(朱以海)政权。不久,清兵攻取福建,杀了唐王。此时,鲁王率领部下进占南澳岛,然後攻取了舟山群岛。这时候,朱舜水曾几次往返於日木与舟山之间。他之所以屡次去日木,是想借日本援兵资助舟山守将、兵部左侍郎王栩,以恢复中原。鲁王监国五年、清酋顺治七年(西元1650年),朱舜水以五十一岁高龄又一次飘浮东海去日本,不料被清兵发现。清军白刃合围,逼迫他髡发投降,但他谈笑自若、毫不惧怕,誓死不降,表现出了明末志士忠贞不渝、视死如归的情操。同舟刘文高等人被他的义烈所感动,驾舟将他送回舟山。

次年,五十二岁的朱舜水又去日本,以後又由日本到安南。当他正要从安南返回舟山时,舟山和四明山寨都被清兵攻陷了。鲁王走避厦门,舜水的最好师友王栩、朱永佑、吴钟峦等人,也都先後为国殉节。尤以王栩死事最惨,足以表现民族气节。据全谢山《鲒奇亭集·王公墓碑》记载:王翊,字完勋,浙江慈溪人,徙居馀姚。监国二年,他聚兵结寨以屯,蔓延四明八百里,气势颇大。舜水和王翊深相缔结,两人经常密商恢复大明的方策。由此,舜水视王栩为平生唯一知友。监国六年、清酋顺治八年(西元1651年)七月,王翊在清军围寨数月後,顽强抵抗,最终被清军所执。他被擒后,在狱中每日从容束帻,掠鬓修容。临死前写绝命诗云:“平生忠愤血,飞溅于群卤”。书毕,引笔掷向满清犬帅面孔,仰天大笑:“我要叫你们见识见识汉官的威仪”。清军因怀恨他的积年顽强,许多人集合起来,用乱箭将他射死。但他至死挺立胸膛,面不改色,壮烈牺牲。王翊殉节那天,正好是旧历中秋节。消息传来,舜水大为悲痛。他说:“中秋为知友王侍郎完节日,惨逾柴市,烈倍文山。仆至其时,备怀伤感,终身遂废此令节。”[16]还说:“十五日为知友王侍郎殉忠之日,此日不喜接见一客,亦不至于谈笑。”[17]舜水对亡友的真挚缅怀,表示了他对大明华夏的赤胆精诚和反清复明的决心。

由于国事日益危急,鲁王在监国九年(西元1654年)降诏徵召五十五岁的朱舜水。但因舜水东西飘泊,住处不定,玺书辗转两年后才到他手中。鲁王在书中责备他“托谕占城,去而不返,背君苟免,史氏讥之。”[18]希望他尽快回国效力。朱舜水手捧诏书,唏嘘慷慨,想立即转赴思明(今厦门)返回舟山,但苦无交通工具,困于安南。他只得先回复鲁王一封信,陈述他历年海外经营,筹资觅饷的苦心。他在丁酉《谢恩奏疏》中说:“去年委曲求济,方附一舟。意谓秋末冬初,便可瞻拜彤墀,伏陈衷曲。臣数年海外经营,谓可得当以报朝廷,当与藩臣悉心商榷,不意奸人为梗,其船出至海口,半月而不果行。复收安南,愤结欲绝。 ”[19]这说明舜水在海外数年间,为恢复大明河山,时时辛劳、日日经营。在他苦心策划下,终获一救国良策。“今谋之十年,方喜得当,意欲恢弘祖业,以酬君父,以佐劳臣。”[20]虽然其中秘密如何,今无从考察,但由此可见舜水对明王朝一如故往的赤胆忠诚。

急於早日回国尽忠报效的朱舜水,终於在永历十一年、清酋顺治十四年(西元1657年)正月,等来了日本船,准备乘舟渡海归国。但不料在二月遭安南供役之难,被羁五十馀日,与死为邻。是年舜水已五十八岁,为铭记这段老年之难,他逐日记有日记,并取“庶人召之役则往役”之义,名所记为《安南供役纪事》。其《自叙》云:



媳我中夏沦胥,外夷闰位,天既不赋瑜以定乱之略,瑜何忍复生其任运之心。是以通播异邦,流离一十三载,间关瀚海,茹荼百千万端,庶几天日再明,沉州复陆。乃忽有安南国王檄召区区,相见之际,遂为千古臣节所关,不死不足以申礼;然徒死亦不足以明心,不得不亲至其廷,往返辩折。况瑜大仇未复,又何肯轻丧於沟渠,故不亢不挠,以礼譬晓。国王之识习局於褊浅,而才气颇近高明。谗夫 张,极力煽其焰;元臣箝口,无或措一辞。独力支撑,四面丛射。逼勒有甚乎卫律,嗟叹无闻于李陵。虽十一日磨厉之锋,不敢轻试;而三百年养士之气,未得大伸。谨将逐日问答、行略、书札,录为一卷。芟其诸臣问难,嫌于繁冗也。隐其行间机务,为彼慎密也。子卿以奉使困饥雪窖,洪皓以迎请流递冷山,节烈尚矣!瑜则无所奉也。无所奉则不必记;然关于国也,关于国则不敢不记。因志之曰安南供役纪事云尔。[21]



正如舜水自叙所言,安南之难在朱舜水的整个生涯中,犹如飓凤一般,突然袭来,但又瞥然而去。然而,它却折射出朱舜水为维护大明王朝声誉而不卑不亢、视死如归、至诚爱国的高尚人格。

安南之难的史实经过是:朱舜水滞留于安南时,恰逢安南国王需要识字的人供书记之役,有人推荐他,府吏便把他捉到官府,面试作诗写字。舜水不肯作诗,只写道:“朱之瑜,浙江馀姚人,南直松江籍。因中国折柱缺维,天倾日丧,不甘获发从虏,逃避贵邦,至今一十二年。弃捐坟墓妻子,虏氛未灭,国族难归。溃耄尤焚,作诗无取。所供是实。”[22]府吏把他拘囚起来,严密监视。数日后,安南国王在外营砂召见他,舜水不肯下拜异邦国王,激怒了国王和文武大臣。第二天又召见他,这次满朝文武大臣尽集,另有数千人持刀环立,一派杀气腾腾。面对这些,舜水毫无惧色,徐徐步入。差官命他拜,舜水不拜;又写一“拜”字命他拜,舜水于“拜”字上添一“不”字,仍不肯拜;最后差官牵袖按令他拜,他挥而脱之还是不肯下拜。国王大怒,一定要杀他。同行的人也都劝他拜。舜水却说,前天从会安来的时候,已经同亲友作过死别了。今日我为遵守明朝礼节而死,毫无遗憾。我死后,如可收尸,乞题曰“明徵君朱某之墓”。安南国王天天派人在舜水寓所附近杀人,先枭其首,再将骨肉剁碎,抛散满地,招致鸟鸢犬豕竞来就食,以此恐吓他,但舜水绝不被威逼所屈,始终不拜。威逼不成,又施利诱。安南王请舜水在安南作官,并以“太公佐周而周王,陈平在汉两汉兴”相诱。舜水坚辞不就,致书安南国王说:“瑜徒以天祸明室,遁逃贵邦,苟全性命,别无他图。如日中华丧乱,遂欲委质於贵国,皇天后土,实鉴此心。大王不以无礼诛之,而复以此伤义士之志,是犹与於杀之矣。”[23]忠心赤胆,跃然纸上。安南王仍不甘心,又派人劝说舜水,要为他接取家眷,营造府第。对此,舜水答曰:“去家十三年,绝无婢妾,何有家眷?瑜役毕告归,必不留此,甲第何为?”[24]铿锵之语,表达了舜水作为大明遗民,定要返回故国的决心。最后,安南王又派人写一“确”字,探问他的意思。朱舜水作《坚确赋》回报安南王,以表自己坚贞的志操。

朱舜水在安南的遭遇,证明了他不愧是一位爱国的知识分子。生当民族危难之秋,却保持了海外赤子之心。这诚如他自己所说:“仆事事不如人,独於‘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似可无愧于古圣先贤万分之一。一身亲历之事,固与士子纸上空谈者异也。”[25]他在安南的遭遇反映了他言行一致、坚贞不屈、精诚无伪、壁立千仞的人品。为此,梁启超称赞他:“先生方正强毅,镇静温厚,诸美德皆—一表现,实全人格之一象徵也。”[26]

由于屡受挫折,朱舜水的处境越来越艰难。但他反清的意志至死不衰,复明的决心始终不变。他继续奔走海上,“雅有意于经历外邦,而资恢复之势”。他时时以国事为念,“审察时势,密料成败,故濡滞沿海,艰厄危险,万死如发。”[27]永历十三年、清酋顺治十六年(西元1659年)五月,延平郡王招讨大将军郑成功和兵部侍郎张煌言会师北伐。六十岁的朱舜水应郑成功的邀请,参加了这次战役。收复瓜州,攻克镇江,他都是亲历行阵。但这次行动最终遭到了失败。舜水衡量当时的局势,不禁浮起了一个悲壮的观念:声势不可敌,失地不可复,与其在内地做异族的奴隶牛马,不如蹈海全节,以保存民族正气。於是,他学鲁仲连不帝秦的精神,东渡日本,留居长崎。

朱舜水定居日本後,每日向南而泣血,背北而切齿。正如黄遵宪在《日本杂事诗》中所描述的那样:



海外遗民意不归,老来东望泪频挥,

终身和食兴朝粟,更胜西山赋采薇。



遭逢“阳九之厄”的朱舜水,为恢复明朝的一统江山,冷静地回顾和研讨明亡的历史教训,并在六十二岁时,即明亡后的第十七年,写下了著名的《中原阳九述略》。这篇著作共分四章,第一章题名“致虏之由”。舜水认为明亡的原因主要有二:一是政治腐败。“中国之有逆虏之难,贻羞万世,固逆虏之负恩,亦中国士大夫之自取也。语日:‘木必朽而後蛀生之。 ’未有不朽之木,蛀能生之者也”。二是学术虚伪。明末科举制成了文人士子攫取个人功名的手段,所以人们穷年皓首于猎取华词、埋头 哔之中,不知读书以出治临民之义哉!第二章论“虏势二条”。一条论天启、崇祯年间,边臣失职,致虏披猖;二条论虏入中原後,搜括征发,使天下骚然。第三章讲 “虏害十条”。舜水痛斥满清入主中原後的十大罪状有:1.东人之害,自江以北至南京。2.沿海有防边、养兵、藏匿、接济之害。3近海有造船、帮工、值匠之害。4.签发舵梢之害。5.内地有签派船料、搬运木植之害。6.省会近城各郡有放债举息、买官附营之害。7.仕宦有配发上阳堡、宁古塔之害,并入旗披甲之害。8.买官但计有钱,不问色目之害。9.打老鼠之害。10.拆房屋之害。第四章名为“灭虏之策”。“灭虏之策,不在他奇,但在事事与之相反。”舜水举例说:“彼以残,我以仁;彼以贪,我以义。解其倒悬,便已登之 席;出之汤火,斯为沃之清凉。则天下之赤子与天下英雄豪杰,皆我襁袱之子,同气之弟,安有不合群策,毕群力,以报十七年刺骨之深仇哉?逆虏虽有神谋秘策,亦无所再施。况黔驴之技人穷,山鬼之术尽露。全为百姓勘破,毫无足惧。故知一败涂地,必不可支也。”篇末署名“辛丑年六月望日,明孤臣朱之瑜泣血稽颡拜述”。耿耿忠义之情,力透纸背。这篇著作书写完毕,舜水拜托他的日本至友安东守约收藏保存,谓“他日采逸事於外郡,庶备史官野乘。”[28]舜水一直企望中原能有恢复的一天,为此,他滞日期间生活十分节俭,死时居然储蓄了三千馀金。这是他积蓄恢复正统中国的经费。舜水反清复明的公忠真诚,真可谓惊天地、泣鬼神。



朱舜水在日本讲学和倡导读书,受到了政界和学界广泛的敬重。他去世后,被日本学者谥为“文恭先生”

  朱舜水侨居日本讲学20多年,在日本社会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当时的日本学者木下贞干写道:“夫以先生学纯德粹,传中华之道脉,激东海之儒流,闻风兴起者,比比皆是。”朱舜水造就的许多人才都得到美誉,门生安东守约被公认为“关西巨儒”,

  安积觉被称为“惇惇先生、一世儒宗”;受教于他的官员奥村庸礼则被视作“一时俊杰”。

  朱舜水在民间百姓中也颇有名望,他雇请了一位老太太为自己缝洗衣衫,可几次付给老太太工钱,老太太却不肯收。在朱舜水询问之下,老太太才提出:希望得到两幅朱舜水的书法作品。朱舜水立刻为老太太一挥而就地写了,留下了一段佳话。

  朱舜水在日本政界和学界受到广泛的敬重,无论官民,都尊称他作“朱夫子”。德川光国拜朱舜水为师,每见面都要“亲执弟子礼”。朱舜水的几个门生――今井弘济、安积觉、秋山久积等为了更便于向朱舜水请教,都经刻苦努力,学会了讲汉语。1682年朱舜水在日本逝世后,日本学者将他谥为“文恭先生”。一般情况下,只有皇帝才具备为死去的人定“谥”的资格,故而日本学者们议定的这个“文恭先生”,被视作非正式的“私谥”。

  ●朱舜水的著作在日本一直被许多读书人珍藏,而且价格昂贵

  朱舜水的日本弟子悉心收集了他的著作、信札和讲义,编纂了《朱征君集》和《朱舜水先生文集》。《朱征君集》共八卷,于日本贞享元年(康熙二十三年·1683年)编就,但没有刻印,只有抄本,被称作“加贺本”,极为珍罕;而《朱舜水先生文集》二十八卷,刻印于日本正德五年(康熙五十四年·1715 年),称作“水户本”。到了日本明治年间,学者稻叶君山得到了“加贺本”,他将“加贺本”和“水户本”对勘,新编了《朱舜水全集》,于1912年出版。这个版本被称作“稻叶本”。

  由于朱舜水对日本学术思想产生过久远的影响,他的著作在日本一直被许多读书人珍藏,价格昂贵。我的一个朋友前一阵子到日本东京,逛了著名的神保町旧书店街,发现朱舜水的书仍很热门,上述“加贺本”根本见不着踪影,“水户本”的标价是几百万日元,就连最晚近的“ 稻叶本”也要几十万日元,真是天价!

  (作者单位:总参谋部)

  图一:朱舜水像

  图二:位于日本茨城县常陆太田市瑞龙山德川氏墓地内的朱舜水墓,碑文“明征君子朱子之墓”为水户藩藩主德川光国亲题。

明末反清大儒4 , 方以智(原来还是搞物理研究的)

方以智
  方以智(1611—1671年),字密之,号曼公,又号鹿起、浮山愚者等,兼有别号多种,是明末清初一位杰出的思想家、哲学家、科学家。
  方以智是安庆府桐城县凤仪里(今桐城市区)人,出身世家。其祖父方大镇,曾任万历朝大理寺左少卿,治《易经》、《礼记》,著述宏富。父亲方孔炤,万历四十四年进士,崇祯朝官至湖广巡抚,通医学、地理、军事,有《全边略记》、《周易时论》等著作,《明史》有传。方以智自幼秉承家学,接受儒家传统教育,曾随父宦游,至四川嘉定、福建福宁、河北、京师等地,见名山大川,历京华胜地,阅西洋之书,颇长见识。成年后,载书泛游江淮吴越间,遍访藏书大家,博览群书,交友结社。曾与陈贞慧、吴应箕、侯方域等主盟复社,裁量人物,讽议朝局,人称“四公子”,以文章誉望动天下。

  崇祯十三年(1640年),方以智中进士,任翰林院检讨。崇祯十七年(1644年),李自成农民军攻入北京,崇祯皇帝自缢,方以智在崇祯灵前痛哭,被农民军俘获,他设法逃脱,辗转奔回南京。当清兵大举南下时,他曾联络东南抗清力量抵抗。1650年,清兵攻陷广西平乐,方以智被捕,他坚贞不屈,满清假名为其正义所动,听任其出家。获释后,他即易服为僧,改名弘智,字无可,别号大智、药地、浮山、愚者大师等。晚年定居江西庐陵青原山,自称极丸老人。清酋康熙十年(1671年)冬,方以智为他事牵连被捕,解往广东,途经江西万安惶恐滩头,因疽发卒于舟中。

  方以智酷爱自然科学知识,自幼塾中诵读之余,即好穷物理,曾谓“不肖以智,有穷理极物之僻。 ”(《物理小识》卷五)明清之季,西学东渐,方以智一面秉承家教,以《易》学传世,一面又广泛接触传教士,学习西学。经过孜孜不倦的努力,他终于在哲学和科学两方面都取得了很大成就,达到了相当的高度。
  方以智学识渊博,《清史稿》本传说:“以智生有异秉,年十五群经子史略能背诵。博涉多通,自天文、舆地、礼乐、律数、声音、文字、书画、医药、技勇之属,皆能考其源流,析其旨趣。”这一评价并不过分,他在许多领域都有自己独到见解。例如,在学术分类问题上,他把学术分为三类,说:
  “考测天地之家,象数、律历、音声、医药之说,皆质之通者也,皆物理也。专言治教,则宰理也。专言通几,则所以为物之至理也。”(《通雅·文章薪火》)
  在这三种学术中,他讲得比较多的是通几与质测。他说:
  “寂感之蕴,深究其所自来,是曰通几;物有其故,实考究之,大而元会,小而草木蠢蠕,类其性情,征其好恶,推其常变,是曰质测。”(《物理小识·自序》)

  可见,所谓通几,是对事物发生根本原因的探讨,而质测则要求脚踏实地考察事物变化原因,按特性予以整理分类,总结验证已知规律,预测未来发展变化。显然,通几与质测是从研究目的和研究方法着眼对学术活动所做的分类。在中国,这种分类是方以智的独创。

  在天文学方面,方以智结合中国传统的天文学和当时传教士传入的西方天文学,讨论了地心学说、九重天说、黄赤道、岁差、星宿、日月食、历法等天文学问题。对于西方天文学知识,他非常重视,经常追踪西方天文学最新进展,例如他在讨论天体运动轨道问题时,就曾根据西方用望远镜观天发现金星有周相变化的事实,提出了金星、水星绕太阳运行的正确猜测。

  方以智接受西方科技知识,并非盲从,而是经过自己的认真思考、消化。例如他对于西方地圆说,就是首先考察了地圆说赖以成立的观测证据,然后才加以接受的。对于传教士的错误说法,他则予以批驳。例如传教士曾说,太阳半径为地球半径的160多倍,而太阳距地球只有1600多万里,方以智指出这是错误的,因为据此计算(定地球圆周长约9万里),太阳的直径就将近有日地距离的三分之一大,这显然是不可能的。他运用自己的“光肥影瘦”理论,对这一问题做了解释,指出人目所见的太阳圆面比实际发光体要大,因此按几何方法进行的测量并不准确。他的这一理论后来被《历象考成》的作者所接受。

  在物理学方面,方以智更有诸多创见。他从气一元论自然观出发,提出一种朴素的光波动学说,认为:“气凝为形,发为光声,犹有未凝形之空气与之摩荡嘘吸。故形之用,止于其分,而光声之用,常溢于其余:气无空隙,互相转应也。”(《物理小识》卷一)

  显然,方以智认为,光的产生是由于气受到激发的缘故。由于气弥漫分布于所有空间,彼此间无任何空隙,被激发的气必然要与周围静止的气发生相互作用,“ 摩荡嘘吸”,将激发传递出去,这就形成了光的传播。由此,方以智所描述的是一种朴素的光波动学说。为了与近代光的电磁波动说相区别,可以称之为气光波动说。

  从气光波动说的角度出发,方以智进一步提出了光不走直线的主张,他把它叫做光肥影瘦,认为光在传播过程中,总要向几何光学的阴影范围内侵入,使有光区扩大,阴影区缩小。他并且指出,由于光肥影瘦现象的存在,使得基于光线直进性质进行的测量得到的结果都不准确。他说:
  “物为形碍,其影易尽,声与光常溢于物之数,声不可见矣,光可见,测而测不准矣。”(《物理小识》卷一)
  为了证实自己的观点,他还做了小孔成像实验,并且努力用自己的理论去解释常见光学现象。所有这些,在物理学发展史上,都是很新鲜的。
  另外,他对于光的反射和折射,对于声音的发生、传播、反射、隔音效应,对于色散,对于炼焦、比重、磁效应等诸多问题的记述,都是领先于同时代人的。

  在生物医学方面,方以智也有诸多值得一提之处。他在其《物理小识》一书中,记述有大量动植物的生态学内容和栽培、管理等知识。他引述了传教士“脑主思维”之说,介绍了他们关于人体骨骼、肌肉等方面的知识,但剔除了传教士所说的“全能的上帝创造世界 ”之类的内容。他自己对于传统医学也素有研究,撰有多种医学著作。遗憾的是这些著作传世不多,我们难以窥其全貌。

  方以智一生著述很多,计有一百余种。其中最为流行的是《通雅》和《物理小识》,前者是综合性的名词汇编书,后者是一部笔记,他的科学见解主要集中在这部书中。他的后期代表作是《药地炮庄》和《东西均》,均为哲学著作,书中提出了一些很重要的哲学命题。他的著作中另外比较重要的还有《浮山文集》、《博依集》、《易余》、《一贯问答》、《切韵源流》、《流寓草》、《周易图象几表》、《性故》、《学易纲宗》、《诸子燔痏》、《四韵定本》、《内经经络》、《医学会通》等。现存共二十余种。

明末反清大儒3 , 王夫之

明末反清大儒3 , 王夫之

王夫之(1619~1692) 中国明末思想家,哲学家。字而农,号涢斋,学者称船山先生。湖南衡阳人,汉族。字而农,号姜斋,别号一壶道人,是明清之际杰出的哲学家、思想家,与方以智,顾炎武,黄宗羲同称明末三大学者。晚年居衡阳之石船山,学者称“船山先生”。湖南衡阳人,汉族。明崇祯年间,王夫之求学岳麓书院,师从吴道行,崇祯十一年(1638)肄业。在校期间,吴道行教以湖湘家学,传授朱张之道,较早地影响了王夫之的思想,形成了王夫之湖湘学统中的济世救民的基本脉络。明亡后, 满清顺治五年(1648),王夫之在衡阳举兵抗清,阻击清军南下,战败退肇庆,任南明桂王政府行人司行人,以反对王化澄,几陷大狱。至桂林依瞿式耜,桂林陷没,式耜殉难,乃决心隐遁。辗转湘西以及郴、永、涟、邵间,窜身瑶洞,伏处深山,后回到家乡衡阳潜心治学,在石船山下筑草堂而居,人称“湘西草堂 ”,在此撰写了许多重要的学术著作.王夫之三十三岁以后就开始“栖伏林谷,随地托迹”,甚至变姓名为徭人以避世,直到他死去。刻苦研究,勤恳著述,垂四十年,得“完发以终”,始终未剃发。这是一个孤高耿介的人,是中国知识分子中稀有的人物。

  王夫之学问渊博,对天文、历法、数学、地理学等均有研究,尤精于经学、史学、文学。哲学上总结并发展中国传统的唯物主义。认为“尽天地之间,无不是气,即无不是理也”(《读四书大全说》卷十),以为 “气”是物质实体,而“理”则为客观规律。又以“絪蕴生化”来说明“气”变化日新的辩证性质,认为“阴阳各成其象,则相为对,刚柔、寒温、生杀,必相反而相为仇”。强调“天下惟器而已矣”,“无其器则无其道”(《周易外传》卷五)。由“道器”关系建立其历史进化论,反对保守退化思想。又认为“习成而性与成 ”,人性随环境习俗而变化,所以“未成可成,已成可革”,而教育要“养其习于蒙童”。在知行关系上,强调行是知的基础,反对陆王“以知为行”及禅学家“知有是事便休”观点。政治上反对豪强大地主,认为“大贾富民”是“国之司命”,农工商业都能生产财富。文学方面,善诗文,工词曲。所作《诗绎》、《夕堂永日绪论》,论诗多独到见解。所著经后人编为《船山遗书》。其一生坚持爱国主义和唯物主义的战斗精神,至死不渝。其中在哲学上最重要的有《周易外传》、《尚书引义》、《读四大全说》、《张子正蒙注》、《思录内外篇》、《黄书》、《噩梦》等。墨迹传世稀少。《大云山歌》书风神清气舒,可谓难得珍品。明代的思想,是对历代思想的一次大综合。明代学者们对以往思想界,指摘弊病,有的很中肯。

  王夫之的思想,尤其在历史观和政治思想方面,大都表现在他的《读通鉴论》和《宋论》两部书里。《读通鉴论》有三十卷,《宋论》有十五卷。据王夫之的儿子王敔在《姜斋公行述》的说法,王夫之-末年作《读通鉴论》三十卷,《宋论》十五卷,以上下古今兴亡得失之故,制作轻重之原。诸种卷帙繁重,皆楷书手录。贫无书籍纸笔,多假之故人门生,书成因以授之;其藏于家与子孙言者,无几焉。由此可看出这些书的写作过程是非常艰苦的。

  王夫之一生著书320卷,录于《四库》的有:《周易稗疏》、《考异》、《尚书稗疏》、《诗稗疏》、《春秋稗疏》等。岳麓书院建船山专祠,以纪念这位不朽的大师王夫之在清酋康熙二十八年(1690)其自题墓石中说“有明遗臣行人王夫之……自为铭曰:抱刘越石之孤愤而命无从致,希张横渠之正学而力不能企,幸全归于兹丘,固衔恤以永世。’戊申纪元后三百年十有年月日男勒石”他特别告诫儿子说“墓石可不作,徇汝兄弟为之,止此不可增损一字。行状原为请志铭而设,既有铭,不可赘作。若汝兄弟能老而好学,可不以誉我者毁我,数十年后,略纪以示后人可耳,勿庸问世也。背此者自昧其心。 己巳九月朔书授攽”

  王夫之在自己墓志铭中说的“戊申纪元”,是明太祖朱元璋的洪武元年,即明朝开国的时间。并且特别强调“墓石可不作”,如果作,则“不可增损一字”,“背此者自昧其心”。

顧炎武的詩文充滿了深厚的漢民族感情和愛國思想

顧炎武的詩文充滿了深厚的漢民族感情和愛國思想
顧炎武的詩文

  顧炎武的詩多寫國家民族興亡大事,托物寄興,吊古傷今,充滿了深厚的漢民族感情和愛國思想,表現了建立功業、恢復故國的熱烈希望。當清兵南下之際,他寫了一系列的詩篇。在《感事》中,對南京擁立新主寄予莫大的希望:"須知六軍出,一掃定神州。"在《京口即事》中,述史可法督師揚州,把他比作"祖生多意氣,擊楫正中流"。在《秋山》中,歷述江陰、昆山、嘉定等處抗清失敗以及被屠殺劫掠的慘狀:"一朝長平敗,伏屍扁岡巒。北去三百舸,舸舸好紅顏。"他讚揚那些壯烈殉國的"歸元賢大夫"和"斷豆良家子",而以"句踐棲山中,國人能致死"來鼓勵當時東南人民抗敵救亡的決心。楊廷樞、顧鹹正、陳子龍、何騰蛟等抗清不屈而死,炎武都有詩哀悼他們,表揚他們的民族氣節。作者常常通過擬古、咏史、遊覽、即景等題材以抒寫他的懷抱。例如《擬唐人五言八韻》六首,以申包胥、班定遠、諸葛丞相、祖豫州等為題,或悲往事,或明素志,或寓不忘恢復之意,不是泛泛擬古之作。直到晚年還寫了這樣的小詩,表示他的志節:"海上雪深時,長空無一雁。平生李少卿,持酒來相勸"(《海上》)。

  顧炎武是有非凡的抱負的。他說:"生無一錐土,常有四海心"(《秋雨》)。而在《範文正公祠》詩中更說:"吾欲與公籌大事,到今憂樂恐無窮。"顯然是指圖謀恢復的計劃。他始終抱著恢復故國的希望,絕不灰心:"但有少康生,即是天心在","猶看正朔存,未覺江山改"(《見隆武四年曆》)。清酋康熙元年,他已五十歲了,還說"路遠不須愁日暮,老年終自望河清"(《五十初度》)。"蒼龍日暮還行雨,老樹春深更著花"(《又酬傅處士》)。直到清酋康熙十二年,吳三桂舉起反清旗幟,他在《哭歸高士》詩中懷著悲喜交集的心情寫道:"碧雞竟長鳴,悲哉君不聞!"雖然他十分痛恨那些叛國投敵為虎作倀的漢奸。

  顧炎武生於社會變亂民族危機嚴重的時代,由於他敢於正視現實問題,又堅持詩歌創作的現實主義精神,使他的詩具有豐富的歷史內容,沉雄悲壯的藝術風格。他反對摹倣,而格調蒼涼沉鬱,往往接近杜甫,如《海上》、《酬王處士九日見懷之作》等。現舉後一首于下:

  是日驚秋老,相望各一涯。離懷銷濁酒,愁眼見黃花。天地存肝膽,江山閱鬢華。多蒙千里訊,逐客已無家。

  顧炎武散文中的記敘文如《吳同初行狀》寫吳沆在昆山起義抗清,殉難而死,同時揭露清兵破城時大屠殺的罪惡。《書潘吳二子事》寫清朝統治者借"明史"一案對江南文士進行血腥鎮壓,企圖以此來消滅反清意識,潘檉章和吳炎便是其中的犧牲者。以上二篇表揚了他們的民族氣節,樸素中具有感人力量。顧炎武的散文不事藻飾,一般都表現了純樸自然之美。

《古北口》
顧炎武

霧靈山上雜花生,
山下流泉入塞聲。
卻恨不逢張少保,
磧南猶築受降城。


《失題》
顧炎武

豐碑遙見炳奎題,尚憶先朝寵日殫。
世有國人供灑掃,每勤詞客駐輪蹄。
九河水壯龍狐出,十二城荒向鶴棲。
下馬一為郯子問,中原雲鳥正淒迷。


《精衛》
顧炎武
 
萬事有不平,爾何空自苦;
長將一寸身,銜木到終古?
我願平東海,身沉心不改;
大海無平期,我心無絕時。
嗚呼!君不見,
西山銜木眾鳥多,鵲來燕去自成窠。

明末反清大儒2, 顧炎武 : 天下興亡 匹夫有責

明末反清大儒2, 顧炎武 : 天下興亡 匹夫有責

他少年時參加"復社"反宦官權貴鬥爭。清兵南下,他參加昆山、嘉定一帶人民的抗清鬥爭,後留寓北方達二十多年終不仕清。他 提出"君子為學,以明道也,以救世也。徒以詩文而已,所謂雕蟲篆刻,亦何益哉?"

明萬曆四十一年(西元1613年),那是一個動蕩年代的前夜。外有滿清胡虏崛起于東北,大有叩關南下之勢。內有李自成農民起義如火如荼,席捲中原大地,明朝統治已經是岌岌可危了。當年的三月份,明朝廷又再次增加江南淮揚等府賦稅,致使民怨沸騰。就在這年的五月二十八日,顧炎武生於江蘇昆山東南的一個叫千墩的江南小鎮。

  顧炎武初名絳,別號亭林,字寧人,後世稱為亭林先生。明朝滅亡以後改名炎武,號蔣山傭。他生於一個官僚地主家庭,祖先世代明朝為官,到了他出生的時候家道已然中落,顧炎武從十歲起,就跟隨祖父讀書並受到過比較嚴格的儒家教育,特別是他的嗣母王氏和他講過很多歷史上英雄人物的故事,深深熏陶了他幼小的心靈。這些對於他以後人格的培養有舉足輕重的意義。


  當時的江南繼東林之後,再組復社,復社聲氣傳遍天下,俱以婁東二張(張溥,張採)為宗主。年僅十四歲的顧炎武就加入了復社。這是個當時江南最大的政治學術團體。由於顧炎武博雅獨行于鄉里,和同鄉摯友歸莊為鄉里人不容,有“歸奇顧怪”之目。在青少年歲月裏他廣泛接觸名當時的名士大儒,講學論道以天下為己任,年輕時候的他就認識到科場應試無足輕重,用心研學實用之學,他常嘆謂:“感四國之多虞,恥經生之寡術”,直接對當時文人無不以浮名茍得為務之風做了無情的批駁。


  西元1645年清兵在入關後的第二年,南渡過長江,大肆屠殺江南民眾。史可法揚州殉難以後,江南半壁戰局每況欲下,但江南民依然奮起抵抗,江陰,嘉定,昆山都爆發了激烈的抗清鬥爭,陳子龍,夏允彝起兵于松江(今上海松江)。顧炎武,歸莊起兵于昆山,一時抗清之勢如燎原烈火,清廷派兵血腥鎮壓。七月清兵陷嘉定,昆山,嘉定昆山都和揚州一樣被屠城,殺戮甚是慘烈。顧炎武在他的《秋山》詩裏記載了當時景象“一朝長平敗,伏屍遍崗巒”“可憐壯者縣,一旦生荊杞”。起義失敗以後,顧炎武回到家鄉,他的嗣母王氏在家鄉淪陷後絕食十天以身殉國,臨終留下遺言給顧炎武:“無為異國臣子,無負世世國恩”。這也成為顧炎武一生的信條,永遠都不會屈服清朝的統治。就在同年五月份,顧炎武舉家移到常熟的語濂涇,開始了他的顛沛流離的遊歷生涯。


  在那國破家亡的歲月裏,他曾十下南京拜謁明孝陵,北上山東、河北,特別對河北的形勝之地做了廣泛的實際調查,重點關注了山海關、居庸關、昌平、古北口等地,並多次哭吊位於昌平的明“十三陵”。經過多年的努力,山東、河北的地理形勢,都一一裝到他的胸中了。《營平二州地名記》、《昌平山水記》等許多軍事地理名著,就是在這段時間裏面寫出來的。


  西元1662年顧炎武從河北,北京到山西、陜西遊歷。在這之後他就沒有回過蘇州故里。他最後一次南歸江蘇,也就是西元1667年,從山東到淮安,並刻錄他的著作《音學五書》。他用了三十年的光陰,完成了這篇音韻學巨著。更提出不同於當代其他學者的觀點:“讀九經自考文始,考文自音始”。此書原原本本地描述了音韻的變遷過程。後來的戴震,張惠言等提出的四聲,都是根據顧炎武這本書加以發展而來的。


  顧炎武到了陜西後,他不顧年高體弱,遊歷了關中的山山水水。晚年,他在華陰買了土地五十畝,決定就在那裏墾荒。他認為華陰形勢很好,退可守,進可攻,大可經營一番。他的一個侄兒從家裏來信,認為陜西天氣寒冷,土地也不肥沃,勸顧炎武回江南去。顧炎武回信說:這裡的百姓愛讀經書,特別尊重德行高尚而不愛做官的人,並且敢講真話,和其他省的人大不相同。這是大有希望的百姓啊!華陰地處山西、陜西、河南三省的交界處,地勢險要,消息靈通。一旦天下有事,十里遠的地方可以屯兵守險。大軍東出潼關,爭奪天下,實在有高屋建瓴之勢啊!”這封信可以看出,直到晚年,顧炎武朝思暮想的,依然是反清復明的大業。


  清酋康熙十七年,當時朝議以撰修《明史》,特開博學鴻詞科,徵舉海內名士。許多江南文士都不得不低下高貴的頭顱,屈膝出去做官,顧炎武的同鄉葉方靄等人也聯合舉薦他出來,顧炎武回信嚴詞拒絕。第二年清廷還不死心讓主持編寫《明史》的大學士熊賜履派了兩個差人來到華陰,請顧炎武到北京做他的助手,他毫不遲疑以死自誓,“唯辦刀與繩”。是啊,顧炎武的嗣母王氏,他的兩個兄弟,好友吳同初,潘田力和吳炎等都死於這場民族戰爭,多少親朋戰友為了汉家明朝都慷慨就義了,面對清人的誘降顧炎武毫不退縮的選擇不合作,寧可從容赴死。“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這就是他一生標榜“行以有恥,博學于文”的真實寫照。


  顧炎武不與满清殖民政權合作的立場是非常明確的。他不與满清的名公巨卿有所交往,即使與自己的親外甥,時任满清政府高官的徐乾學弟兄,也很少走動。有一次,徐乾學堅邀舅舅到家中做客,他無奈去了,但拒絕飲宴,以表示不食清祿之義。後來徐乾學兄弟在江南替他買田置地,多次請他回故鄉養老,顧炎武始終不肯南歸。西元1680年,顧炎武原配王碩人于昆山病故,顧炎武吩咐僕人買來香燭等祭品,佈置好妻子的靈位。他恭恭敬敬地拜了幾拜,痛哭失聲。“貞姑馬鬣在江村,送汝黃泉六歲孫。地下相逢告父姥,遺民猶有一人存。”這是顧炎武悼念妻子的詩。大意是:妻子逝世在遙遠的江南小鎮,送妻子入土為安的僅有六歲的長孫。在地下你見到年邁的父母,請秉告二老吧:大明的遺民還有我這個人。這一年顧炎武已經六十八歲了。


  “天下興亡,匹夫有責”,顧炎武作為一個江南文人竟然留寓北方達二十多年,遊歷北方大地,無非是為了乘機而起推翻滿清統治,其民族氣節一直以來激勵很多志士仁人。對明後期的所謂心學,做了深刻的批判,提出“君子為學,以明道也,以救世也。徒以詩文而已,所謂雕蟲篆刻,亦何益哉?”對於後世樸學,他是一位繼往開來的人物。他的政治思想,特別是他的民族性,對於後來的晚清的大汉民族恢复中华正统的辛亥革命有引導性作用,大汉民族革命家章炳麟在反對满清殖民政權的時候,自署名章絳,同顧炎武初名,可見顧炎武思想的影響力之深遠。


  清酋康熙二十一年正月初四,顧炎武在山西曲沃韓姓友人家,上馬時不幸失足,日夜嘔吐不止,初九醜刻與世長辭,享年七十歲。

明末反清大儒1, 黃宗羲

明末反清大儒1, 黃宗羲
黃宗羲(1610年-1695年),字太沖,號梨洲,世稱南雷先生或梨洲先生,浙江寧波餘姚明偉鄉黃竹浦(今黃埠鎮)人。明末清初經學家、史學家、思想家、地理學家、天文曆算學家、教育家。黃宗羲與顧炎武、王夫之並稱明末清初三大思想家(或明末清初三大儒);與弟黃宗炎、黃宗會號稱浙東三黃;與顧炎武、方以智、王夫之、朱舜水並稱為「明末清初五大師」.

为什么叫明末清初的儒者呢?因为他们受的都是大明的教育,经历满清入关、剃发易服、然后苟且偷生尔。

曾參加抗清活動,參與對閹黨鬥爭,並成為「復社」領導人之一,與「幾社」、「應社」等士人往來,南明弘光弘光朝覆滅,乃逃回家鄉。清兵南下時,曾組織「世忠營」武裝抵抗。

明亡,屢拒清廷徵召,隱居著述講學。康熙帝曾接連兩次徵召黃宗羲赴京任傅學鴻儒,均遭黃拒絕。康熙下令地方官員盡錄黃宗羲的著作。康熙欲修明史,再次想起黃宗羲,曾邀黃赴京主持史局,但仍遭黃拒絕.

黃宗羲的詩風格樸實,富愛國主義精神,表現出崇高的民族氣節和堅強意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