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以现在市场上流行的意识文宣， 说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那么我们假设多民族里面的其中一族汉族汉人因为某原因被屠杀完后，中国还是“中国” 吗？
假设中国不是用汉字与汉文化为中心， 而使用满文满文化为中心， 请问中国还是“中国”吗？
呵呵
据我了解，身份证上是有分民族的，上学各族待遇是不同的。。。和马来西亚一样
不可能。。。？ 我观历史，强大如汉人也有被蒙元满清奴隶得连狗都不如时候。。。。
汉人被屠杀现在正在果敢进行中。。。。
皇帝一词的滥用由嬴政开始, 汉人建立的国家叫华夏
皇帝一词的滥用由嬴政开始,皇帝是说万物之开始的创造者,嬴政灭六国后,变得极端自大，把我们祖先称神的惯用词“皇“加上过世之后的明君才能用的词“帝“拚成“皇帝“，以显示他的“丰功伟绩“。
[秦始皇（公元前259—前210年）， 姓嬴氏，名政，秦庄襄王之子，华夏族（即今汉族）。]
我们华人的领导人称谓为“王“或尊称“天子“。
不是有空，是已经看到危机很久了
所要针对的就是56朵金花论， 如果没有了汉人这朵花，那么中国还是“中国”吗？
犹太人在欧洲各地从没有忘记自己的身份，仍然迷信着自己是上帝所选的神话，虽然大多数不懂希伯来，不过却是有所谓的神父知道夷神经典的读法，现代犹太语据说是从这里面作出来的，古希伯来语是已经断了。。。
在马来西亚， 我们也深切了解了其他文明高度没有华人高的民族所拥有的普遍工作能力与态度是有问题的，所以具体来说是歧视工作态度和能力，与歧视个人无关； 当然不派出其中也有佼佼者，我常劝朋友不要一杆打翻整船人，先看看再说。
那么你是不是认同“没有汉人就没有中国”呢
56个民族也有白人，全部黄皮肤就不对了， 我看中共以后会增加黑人族的，呵呵
你的发言多多针对我汉族人， 请问汉族和你家有仇呼？
汉族占全世界人口5份之1 ， 请问大不大？
韩国仔在举办世界杯时期大喊着“大韩民族”， 请问所有参与的球迷或民众，它们全都是“大韩民族主义者”吗？？
请问我哪里说过汉族至上？ 找到相关字眼的话，你自由可以放出连接
炎黄后裔就是汉人。。。
见识少知识少能怪谁？ 但是上过中文课的，能不知道“汉字” 吗？ 。。。。 〉〈
那很好，快点把所有汉族编入其他55 多花去， 那么大家上大学都可以加分了， 呵呵
日本韩国新加坡也继承了很多中华文化，请问它们是“中国”吗？
俄罗斯日本美国土耳其印度越南都有机会成为“中国” 了？
现中国史学家不就是让其他国家窃据中国正统开启了门道？不会那么傻吧？ 呵呵
依照现中国史学家的论调，只要有邻国打跑了中共，杀光汉人，优待少民，占领中国，就可以成为“中国”了！？ 是不是这样就实现了民族间更大的融合贡献，为世界带来更大的和谐呢！？ 呵呵
Monday, August 31, 2009
Saturday, August 29, 2009
辛亥革命时期的排满思潮(未审核）
辛亥革命是本世纪初震撼世界的大事件，知识分子是这场历史巨变的主导力量。资产阶级革命派掀起的排满思潮，毫不含糊地排挤了维新思潮，召唤着人们奋勇投入革命洪流。本文要研究的问题的是：维新思潮向排满思潮转换的关键是什么？排满思潮的内容及其本质是什么？它在政治文化方面有什么严重意义？它的社会根源是什么？
一
辛亥革命时期的排满思潮，是1900—1911年时期具有重大革命意义的社会政治思潮。就社会矛盾和思想运动的延续性而言，它与康、梁维新派及其倡导的维新思潮又有一定联系。维新思潮的进步影响，大致体现在1894—1905年时期。以戊戌政变为界，它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一阶段是1894—1898年，后一阶段是1898—1905年。前一阶段它在推动和配合戊戌变法方面起了巨大启蒙作用，后一阶段则更为系统、更为成熟地显示出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理论性质的特点。那么，为什么维新思潮在后一阶段，尤其在1903年后反而声势日减，并且不能不让位于排满思潮？
非常有趣的是，如果我们仔细辨析一下维新思潮和排满思潮的理论内涵，就可以发现它们至少在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精神和进化论思想的运用方面，是基本相同的，但其政治目标，却表现为维护满清政权的君主立宪和推翻满清政权的民主共和，这样两种截然不同的理想模式。导致两者分歧的基本要素是反满民族主义，因此，排满是辛亥革命思潮的主要特征。
以章太炎为代表的维新派异端，是排满思潮的有力倡导者。维新派知识分子的政治分化，反满民族主义的公开宣传，是维新思潮向排满思潮转换的关键。维新派的分化开始于1900年，这是由自立军起义引起的。自立军起义的领导者唐才常曾任湖南时务学堂教习。戊戌政变前夕，“应谭嗣同电召，将赴京参与机要，方抵汉口，知政变发生”。[1]他痛心疾首，辗转日本，“与康有为协商起兵事宜，取得同意”。唐才常的政治纲领，是自相矛盾的。他在《正气会序》中一方面表示忠君：“日月所照，莫不尊亲；君臣之义，如何能废？”另一方面又表示反清：“国有天地，必有兴亡，非我种类，其心必异。”[2]上述矛盾反映了晚清政局中各派力量错杂而又微妙的相互关系。戊戌政变后顽固派企图废黜光绪，突出了他作为顽固对立面的 形象，加上李鸿章等满清高级官僚玩弄权术，使唐才常等人幻想依靠联络清廷大吏，重新拥出光绪，实行君主立宪。康有为记载：“于时李文忠失粤督，丧权位，三令人促吾举兵”。刘坤一电康：“吾与子同志不须迫，但能令鄂督张香涛同举，吾从其后，否则吾独举何济？”因此，“才常遂尽鄂湘士众，欲以力协武昌”。[3]上述策略方针归结到自立军的政治纲领，铸成了既要忠君又要反清的奇怪逻辑。绝大多数自立军干部没有认识到这是一个重大的原则性错误，沈荩便主张：“一切勿顾，文字小道，尤不屑厝意，无论若何方面，吾惟可以达吾目的者是用”。[4]政治纲领的模糊，对张之洞等高级官僚的缺乏警惕，造成了自立军的惨败，康有为承认：“是役自男爵，道员至诸生，死者千数。安徽、广西、广东三省，皆密布兵，期武昌起义而响应，至是株死者无算。吾痛哭祭侧，自后不敢言兵”。
维新派中只有毕永年、章太炎等少数人明确要求与清政府一刀两断，坚决反对忠君思想。毕永年早在戊戌变法中即主张反清。冯自由记载：“谭嗣同在京任军机章京，尤有致君尧舜之想。独永年始终坚持非我种类其心必异之说，日往来于汉口、岳州、新堤、长沙之间，与哥老会诸首领杨鸿钧、李云彪、张尧卿、辜天祐、师襄、李堃等谋匡复事业，且投身会中，被封为龙头之职”。[5]1899年秋天，他介绍唐才常与孙中山相识于横滨，“对于湘粤及长江沿岸各省起兵策划有所商榷。毕、唐同主孙、康两党联合进行之议”。同年夏天，章太炎也由梁启超援引结识孙中山，深受其影响。1900年7月，唐才常在上海组织国会，毕、章共同反对忠君救国主张，但是没有成功。毕永年见事不可为，出家而走，章太炎“愤然剪除辫发，以示决绝”。会后章太炎致信陈少白主持的革命派报纸香港《中国日报》，介绍了会议情况，并以《拒满蒙入会状》和《解辫发说》两文投刊，公开宣传反清思想。《中国日报》对此大加喝彩，赞扬说：“章君炳麟余杭人也，蕴结孤愤，发为罪言，霹雳半天，壮者失色，长枪大戟，一往无前，有清之来，士气之壮，文字之痛，当推此为第一”。另一方面，自立军干部有不少维新派人物和原时务字堂学生，如秦力山、沈荩、唐才质、林圭、李炳寰、田邦 睿、蔡钟浩、周宏业、陈为璜、朱茂芸、李渭贤等人，他们当中的幸存者，经过血的教训，认识了“勤王”的错误。秦力山、朱菱溪、陈犹龙、周宏业等逃亡日本后，纷纷指责康、梁。梁启超“不胜其扰，竟移寓横滨避之”。1901年5月，秦力山等人在东京创办了《国民报》，“开留学界革命新闻之先河”。
《国民报》用反满民族主义重新解释国家和民族问题，从而奠定了他们和康、梁保皇党思想分离的前提。人们不是诅咒奴隶性是中国民族精神的劣根性吗？他们指出，目前这种奴隶性有其特定的内容，这就是：“有告以国权之放失、异族之 削、政府之压制、种族之灭亡者，则瞠目结舌以为妖言”。[6]所以，在清政权已经彻底卖国化了的情况下，还主张什么忠君、勤王是极端错误的，其如婢妾，“为主人所唾弃，闭以幽室，不召幸者已隔岁年，而彼犹日施脂粉，冀复专幸于六宫粉黛之中。”[7]《国民报》表示：“宁使汉种之亡尽死尽杀尽，而必不愿其坐享升平、舞河山、优游于鞑靼之下”。章太炎在该报发表的《正仇满论》一文指出，满清贵族集团“进不知政，退不知农商”，“载其砦窳，无一不足以丧吾大陆”，所以“革命不得不行”。1902年4月26日（夏历3月19日），是明崇祯帝忌辰，冯自由记载：“三月初旬，太炎提议谓欲鼓吹种族革命，非先振起世人之历史观念不可。今距是年三月十九日明崇祯帝殉国忌日未远，应于是日举行大规模之纪念会，使留学界有所观感云云。”[8]于是由章太炎、秦力山、周宏业、马君武等十人共同发出倡议。该日会议虽被日本政府禁止，但留学生“不约而赴会者有程家柽、汪荣宝等数百人”。“学界革命之思想，至 是有一日千里之势”。这一含有强烈反清意义的政治事件，是近代学生运动的开端，成为留学生摆脱康、梁的政治影响，接受孙中山民族革命主张的重要契机，也是排满思潮由酝酿而开始生发的重要标志。
二
反满民族主义吸引和发动了以留学生和国内新式学堂学生为主体的新兴知识阶层，锻炼了辛亥革命的政治指导者。
戊戌变法失败之后，中国知识分子的社会结构正在悄悄地发生变化。从科举的废除，近代教育的奠定和留学运动的兴起过程中，迅速产生了一个新兴的知识阶层。历经义和团运动和八国联军之役，清政府实在山穷水尽，难以为继，被迫进行了一些改革。1901年9月，清政府谕令全国，要求各地将省城书院改设大学堂，府厅直隶州均设中学堂，加快了旧式科举教育向近代教育的转变。例如陕西昧经、崇实书院改设的宏道大学堂、湖北两湖书院改设的两湖大学堂、广东广雅书院改设的广东省大学堂、浙江求是书院改设的求是大学堂等等。后来根据1902年清政府制定的《钦定学堂章程》，全国仅保留了三座大学堂，即京师大学堂、山西大学堂和天津中西学堂改办的北洋大学，其余各省大学堂一律改为省立高等学堂，同时还设立了许多高等实业学堂。据统计1909年国内计有大学3所，高等学堂24所，高等实业学堂127所，共计学生28611人。这个统计没有包括师范学堂和外国教会学校，例如北京优级师范学堂、三江师范学堂、两湖总师范学堂和圣约翰大学、浸会大学、金陵大学等等。武昌起义前后又有许多学校停办或进行了合并改组，1912年国内共有专科以上学校115所，学生40114人。中国近代教育的基本布局初步形成。
1902—1910年期间发生了近代第一次留学高潮。主要原因有两个，第一，科举废除，大批青年知识分子迫切要求寻找新的出路，吴玉章回忆，1904年参加会试的举人，由于感到前途渺茫，“差不多都到日本进了法政大学”。（1904年会试是最后一轮，此后科举制度便被废除）第二 ，新式学校需要大量拥有近代科学文化知识的教员。“庚子大创而后，我国亟亟于人才培养，其派遣出洋者，趾错于道。”例如湖南，“以查案各种情形游于日本者，络绎不绝，及其归也，乃盛倡新学，而犹汲汲于学务”。[9]根据端方的奏折，江苏省1904年共计向日、德、英、法、比等过派出163人。有人回忆“从1904年起，四川留日学生顿时大增，最多的时候达二三千人”。据不完全统计，逐年留日学生数如下：
1901—1910年中国留日学生统计
1901年 1902年 1904年 1905年 1906年 1907年 1908年 1909年 1910年
300 1058 1400 8000 13000 8000 4896 5174 4600
1902年2月10日，中国驻日公使蔡钧在东京九段坂的偕行社举行春节团拜及宴会，招待留日学生。出席宴会共274人，其中湖北49人，江苏46人，浙江41人，广东23人，湖南20人，直隶16人，安徽15人，福建12人，四川11人，江西4人，贵州2人，陕西、山东、广西个1人，东三省27人。这说明留学运动至少已波及国内17个省。除了日本以外，当时在美国和欧洲也有不少留学生，例如1911年留美中国学生会约有会员800余人。
1903年的拒俄运动，推动新兴知识阶层走上武装反清的道路。该年四月，日本报纸报道了沙俄政府独霸我东北的消息，引起留学生的极大愤慨。“各省同乡会纷纷开会研究对策”。4月29日，东京留日学生500多人集会，决议组织拒俄义勇队，并且电告北洋大臣袁世凯：“俄祸日迫，分割在即，请速严拒，留学生已编义勇队，准备赴敌”。[10]但清政府驻日公使蔡钧密电端方，污蔑学生“名为拒俄，实则革命”，要求严密饬拿。此种倒行逆施，使留学生彻底绝望，“学生等以报国无路，莫不义愤填膺，痛苦流涕。至是青年会同志乃向各省同乡会大倡革命排满之说”。五月上旬，拒俄义勇队改名军国民教育会。该会成立宣言痛斥：“满洲杀我祖宗，夺我财产，已二百余年，今且迫我同胞，割我土地，遗之外人，致吾有灭种之惨”。[11]不久，他们决议用鼓吹、暗杀、起义三种手段回国发动反清。与此同时，邹容所作《革命军》一书在上海出版。《革命军》是排满的号角，革命的宣言，预示了急风暴雨的来临。冯自由指出，“此书徒以通俗浅显，适合当时社会需要，几于人手一编，卒赖其言为驱胡建国之本，功不在孙、黄、章诸公下也”。[12]它惊世骇俗，不胫而走，“凡摹印二十有余反，远道不能致者，或以白金十两购之，置笼中，杂衣履糍饼以入，清关邮不能禁”。[13]它究竟为什么能够轰动一时？当然，《革命军》宣传了“平等”、“自由”、“天赋人权”等资产阶级政治思想，抨击了封建君主专制制度，不过，它最能振奋人心的内容是诸如“扫除数千年种种之专制政体，脱去数千年种种之奴隶性质，诛绝五百万披毛戴角之满洲种，洗尽二百六十年残惨虐酷之大耻辱”等等肆无忌惮的反满言论，《革命军》把满清贵族集团实行卖国和民族压迫的种种事实公之于光天化日之下，推动了人们的觉醒，宣泄了他们的憎恨反叛心理。我们不应忽略《革命军》的民主主义内容，可是人们首先注意并热烈欢呼的是它的反满民族革命的要求。鲁迅回忆说“他所主张的不过是民族革命，未曾想到共和”。[14]蔡元培指出“是时邹蔚丹君作《革命军》一书，尤持‘杀尽胡人’之见解。孑民不甚赞同”。[15]吴玉章认为“他们宣扬的革命还只是基本上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革命加上一点点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16]接着，陈天华所著《猛回头》在日本东京出版。《猛回头》以其弹词说唱的通俗形式，成为革命派发动群众的有力武器，陶成章说“白话体中，以陈天华所著之《猛回头》为最多，外间输入不足，内地亦往往有自相翻刊，私相分送者”。[17]
1903年夏天发生的沈荩案和苏报案使反清情绪升到沸点。苏报案发生于上海。早在1902年4月，蔡元培、章太炎等人发起成立了中国教育会，不久，被日本政府驱逐的吴稚辉等归沪。11月，他们吸收南洋公学因学潮而退学的学生组织爱国学社，每周“开会演说，倡言革命，震动全国”。次年春，南京陆师学堂学生30余名退学的学生赴沪加入爱国学社。5月27日，学生领袖章士钊被聘为《苏报》主笔。从6月初起，《苏报》接连发表章士钊、章太炎、张继等人的激烈反清文章，公然号召“那拉氏不足畏，满洲人不足畏，政府不足畏”，[18]鼓吹“排满之见，实为革命之潜势力，而今日革命者，所必不能不经之一途”。[19]赞扬《革命军》一书，“其宗旨专在驱除满清，光复中国。笔极锐利，文极沉痛，稍有种族思想者，读之当无不拔剑起舞，发冲眉竖”。6月29日，《苏报》抛出章太炎所写《康有为与觉罗君之关系》，扬扬万言，全面清算了保皇言论。清政府勾结帝国主义租界当局进行迫害，章太炎、邹容等人于6月底至7月初先后入狱，《苏报》被查封。沈荩案发生于北京。沈荩是唐才常自立军起义的主要骨干，起义失败后潜赴北京。1903年4月下旬，他披露了沙俄政府关于东北三省的七项要求，引发了留日学生的拒俄运动，7月19日被清政府捕获，31日被杖毙于狱中。《苏报》案和沈荩案，全盘暴露了清政府的凶残愚钝，连康梁也感到非常难堪，他们批评清政府于苏报案“不惜低首下心，请命求援于外人”，“损失国权，污辱国体，重自取辱”；将沈荩“杖之数百，不死，卒缢杀之。野蛮惨酷，无复人理”。他们提示清政府 ：“专制者，固制造革命之材料也，止沸莫如抽薪，忧革命莫如去专制”。[20]
随着排满思潮的高涨，留学生中革命与保皇两军对垒的形势初步展开。1902年11月，湖南留日同乡会创办了一个刊物《游学译编》，杨守仁、黄兴、陈天华、杨度等人编辑。次年杨守仁发表《新湖南》，指名批评康有为《辩革命书》，明确指出驱逐满清贵族政府是强化中国社会凝聚力的不二法门。他说：中国人民“不离绝满政府，则无由凝固其吸集之力，不能吸集而伈伈伣伣，必与顽愚迷乱之满政府，同毙于白种人鸩醪毒脯之下”。从此他“以革命为唯一宗旨，以制造炸弹为唯一事业”。[21]黄兴和陈天华则回到湖南，发动了1904年华兴会流产起义。1903年2月，浙江留日同乡会也创办刊物《浙江潮》，孙翼中、蒋方震、叶澜等担任编辑或撰述。拒俄运动以后《浙江潮》排满色彩日见强烈，它在第6期刊载了明末抗清领袖张煌言的遗像、部分诗词和禹陵、禹庙、岳坟的照片，第8、9期连续发表蒋方震的《近时二大学说之评论》，指名批判了梁启超的《新民说》和君主立宪论。蒋方震认为中国之亡“其罪万不能不归之于政府”，梁启超不追究政府的罪恶，而斤斤计较民智的落后，实在是倒果为因。他断定：只有“官吏非不肖政府非腐败，夫然后群俗乃可以改良”[22]。1903年4月创刊的江苏留日同乡会刊物《江苏》，由革命派秦毓鎏、张肇桐、黄宗仰、陈去病等人编辑，它一开始就大声疾呼：“将跃身扬子江中，起万丈胥涛，作十万军声，与异种民族相轰战，相竞争，以保此破裂之山河”[23]。苏报被查封后，主笔章士钊和谢晓石、陈去病等人于当年创办了《国民日日报》。该报辛辣地嘲讽梁启超等人说：“临文夫如何，最好是骑墙。调停孙、康融华洋，不然极口骂袁、张，便作空言也无妨。若纳吾言，准作维新党；不纳吾言，空逐保皇忙”[24]。可见1903年的政治舞台上，已经出现了一个革命派的广泛的联合阵线，它从思想上和干部上为同盟会的建立准备了条件。
三
排满思潮的高涨肯定了孙中山等兴中会革命先驱者的历史价值和地位，宣告留学生群体性地投向了民主革命的阵线。孙中山与留日学生的联系是1901年春天建立起来的，宋教仁指出，在此之前留学生“无有知革命之事者，惟言维新而已”[25]。该年春天，报载清政府将广东割让给法国，粤籍留学生郑贯一、李自重、王宠惠、冯自由、梁仲猷诸人发起广东独立协会。当时孙中山正在横滨，给予 了热情支持。自立军起义失败后，孙中山与程家柽、秦力山、戢翼翬、沈翔云、王宠惠等一派《国民报》人物往来密切。程家柽“以爱岩山下对阳馆为与孙文秘密过从之所，校课之暇必访之”。孙中山尤其注意通过章太炎、秦力山等人向留学生渗透影响。章太炎记载：“时香山孙公方客横滨，中外多识其名者。而游学生疑孙公骁桀难近，不与通，力山独先往谒之。会余亦至。孙公十日率一至东京，陈义斩斩，相与语欢甚，知其非才常辈人也。诸生闻孙公无佗犷状，亦渐与亲，种族大义，始震播横舍间”[26]。1903年年章士钊根据宫崎寅藏所著《三十三年落花梦》节译《孙逸仙》一书出版。章士钊、章太炎、秦力山分别写了序言，他们高度评价了孙中山的历史功绩。章士钊指出：“孙逸仙者近今谈革命者之初祖，实行革命者之北辰。此有耳目者所同认。……孙逸仙者，非一氏之私号，乃新中国新发现之名词也。有孙逸仙，而中国始可为，则孙逸仙者，实中国过渡虚悬无薄之隐针”。秦力山赞扬说：“孙君乃于吾国腐败尚未暴露之甲午乙未之前，不惜其头颅性命，而虎啸于东南重立之都会广州府，在当时莫不以为狂。而自今思之……得非天诱其忠锡之勇者乎！”华兴会起义失败后，黄兴、宋教仁、陈天华流亡东京，“以同志日渐加多，意欲设立会党，以为革命之中坚”， 程家柽提议：“近得孙文自美洲来书，不久将游日本，孙文于革命名以大震，脚迹不能履中国一步，盍缓时间以俟其来，以设会之名奉之孙文”。1905年7月，孙中山从欧洲回到日本。8月13日，留学生举行了盛大欢迎会，会议主持者宋教仁的日记真实地记载了会场上令人难忘的热烈气愤。“未初，孙逸仙至，遂开会，先由余述欢迎词，众皆拍手大喝彩，次乃请孙逸仙演说。当时者已六七百人，而后来者犹络绎不绝，门外拥挤不通，警吏命封门，诸人在外不得入，喧哗甚。余乃出，攀援至门额上，细述人众原因，又开门听其进，遂罢”[27]。陈天华在《民报》撰文赞扬说：“孙君逸仙者，非成功之英雄而失败之英雄也，非异国之英雄而本族之英雄也……彼之理想，彼之抱负，非徒注眼于本族止也，欲于全球之政界上，社会上开一新纪元，放一大异彩……以现在之中国论，则吾敢下一断辞曰：是吾四万万人之代表也，是中国英雄中之英雄也。斯言也，微独吾信之，国民所公认也”[28]。
由以上事实可见，孙中山正是在1901—1905年期间被留学生逐步认识和接受，尤其经过1903—1905年排满思潮的高涨，最终确定了他在革命派中众望所归的政治领袖地位。这一个历史过程，反映了部分维新派知识分子和新兴留学生群体，从维新思想到革命意识的转变，而这一转变又最终确定了维新派与革命派的力量消长。
四
排满思潮的本质内容是以欧美资本主义民主制度为模式的革命民主主义。革命派知识分子的排满，并非狭隘种族斗争，而是推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特殊手段。1903年革命派就向康梁公开声明：“今日新学中人，由革命而生出排满，蓬蓬勃勃，一发而不可制，推其原始，亦由救国而来也。痛宗国之沦衰，而在上者仍不振，于是思所以革命。革命之说一起，而思满人平日待我之寡恩，而排满之念又起焉……故排满有二义：以民族主义感动上流社会，以复仇主义感动下流社会，庶使旧政府解体而新政府易于建立”[29]。康梁非革命论的重要理论根据是汉满民族同化，针对这一点，革命派提出了爱国主义的民族主义这一命题。多民族共处是中华民族的美好传统，可是由于满清政府执行卖国和民族压迫政策，日益加深了民族矛盾和社会危机，因此推翻满清政权和抵抗外国侵略是不可分割的，只有汉民族在革命的旗帜下团结起来，才能带动各兄弟民族携手共进，振兴中华民族。杨守仁指出：“汉种能自相吸集，而后能提携满、蒙、回、藏，使自相吸集。汉种能自相吸集，且能提携满蒙回藏，使自相吸集，而后能集权于亚洲中央政府以抗御白祸”。杨守仁还认为，个人权利主义与民族主义是相辅相成的。国家由政府管理，但人民却不应放弃自己的责任。只有“以全国之观念为观念，以全国之感情为感情，以全国之思议为思议，以全国之运动为运动，人人知其身为国家之一分子，为公同社会之一质点”，才会有国家兴旺发达。满清政府“锢塞吾民之进步，攘夺吾民之权利，锄薙吾民之英杰”，所以排满与中国社会民主化的根本要求是一致的。蔡元培不同意《革命军》一书中某些偏激的言论，他指出，汉满的确处在同化过程中，满人在婚姻、语言、文字风俗诸方面，已经逐步与汉人融合，问题是满清贵族集团享受种种特权，成了高踞于满汉人民之上的特权阶层。在民权主义空前澎湃的今天，中国人民“决不能使少数特权独留于亚东之社会”，“所以有‘仇满’之论”。蔡元培把排满问题置于世界民主化过程的广阔历史范畴，因而正确地说明了这是“政略之争，而非种族之争”[30]。根据这个定义人们通常所谓排满或仇满都是不正确的。他指出，真正仇满的是满清顽固派和康梁保皇派。满清顽固派坚持压制汉人，康梁保皇派一意维护清政权，两者殊途同归：“在保守少数人固有之特权”，这是对历史潮流的反动，必“招他日惨杀之祸”。陷满清皇室于杀身之祸不是仇满吗？章太炎早在1901年就正确指出：“夫所谓革命者，固非溷淆清浊，而一概诛夷之”[31]。《革命军》的某些言论确实含有种族情绪和偏激成份。章太炎认为它们的作用是令人猛醒，四平八稳，摸棱两可，不能发动民众：“不震以雷霆之声，其能化者几何？”另一个激进革命宣传家陈天华在投海自杀之前冷静地说明了实行革命排满的真实动因，他说：“去岁以前，亦尝渴望满洲变法，融合种界，以御外侮，然至今则主张民族者，则以满汉终不并立。我排彼以言，彼排我以实；我之排彼自近年始，彼之排我以二百年如一日，我退则彼进，岂能望彼消释嫌疑，而甘心与我共事乎？欲使中国不亡，惟有一刀两断，代满洲执政柄而卵育之。……故鄙人之排满也，非如倡复仇论者所云，仍为政治问题”[32]。
同盟会成立后，革命派创办了《民报》。他们在《民报》上进一步对此进行理论说明。孙中山把他的革命思想总结为三民主义，他指出“中国以千年专制之毒而不解，异种残之，外邦逼之，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殆不可以须臾缓”，并号召以民生主义预防平民革命，“举政治革命 、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33]。汪精卫指出，中国六千年来的封建政治，是君权专制政治；二百六十年来的满清政治，是贵族政治。君权专制在是中国封建专制主义的一贯遗传，“我民族之自演，而非由外铄者”。贵族政治是君权专制政治的恶性变态，是封建主义与种族主义的结合。他提出：“欲颠覆二百六十年之贵族政治，当建民族主义；欲颠覆六千年来之君权专制政治，当建国民主义”。他认为君主政体与立宪政体的区别在国家权力与个人权利两个方面。国家权力方面，君主政体以君主独断独行；立宪政体分解权力，各专其职又互为制衡。个人权利方面，专制政体不承认人民的自由，“国家对于个人，只有权利而无义务，个人对于国家，只有义务而无权利”；立宪政体，“国家与个人，皆有其权利，有其义务”。两者相比，优劣不啻天壤之别。汪精卫把立宪政体分为君主立宪和民权立宪两种，指出中国革命的结果“必为民权立宪政体”[34]。
革命派以欧美模式否定、批评了维新派戊戌时期提出并风行一时的日本模式。孙中山指出，凡是发起中国革命的仁人志士，都负有一种特别的使命，就是“择地球上最文明的政治法律来救我们中国”。日本的文明是不是最好？“日本之文明非其固有者，前则取之于中国，后则师资于泰西”。同样，日本的君主立宪也不是当今世界上最先进的制度。“取法乎上，仅得其中”，因此，中国未来应该以最优越的制度为目标。由此而言之，“君主立宪不合于中国，不得智者而后决”。他强调：“中国政治革命的结果，是建立民主立宪政体”[35]。朱执信指出，中国的国情与日本不一样，日本民众对天皇没有恶感，而中国人民对于一贯背信弃义、荼毒民众的满清政府早已深恶痛绝，“中国之民，久受困苦于此恶劣政府，且习知其食言，又安从信之”[36]。所以，只能铲除满清政权，而不能通过建立君主立宪政体给满清贵族集团保留法律上、制度上的地位和特权。陈天华指出，封建君主专制制度，是一种极端僵化的政治制度，因此，不应幻想满清政府有自我调适的可能。他说，中国历代封建王朝，“未有于一朝之内能自扫其积弊者也，必有代之者起，于以除旧布新，然后积秽去尽，民困克苏。”他指出：“今日满不去，则中国不能以复兴，此吾侪之所以不欲如日本之君主立宪，而必主张民主立宪者，实中国之势宜尔”[37]。这就是排满思潮的革命民主主义内核。遗憾的是，它是在传统种族斗争文化心理的帮助之下，才迅速贴近了社会和下层民众。这是一种文化替代现象。它具有两方面的意义，第一，为脆弱的资产阶级革命推波助澜；第二，同时又弱化了革命过程中的民主主义宣传。
五
排满思潮是革命民主主义与反满民族主义的二元思潮。从兴中会开始，革命派们就有意识地利用反满来契入民众，不断扩大革命宣传。冯自由指出，兴中会初期“所用宣传工具，仅有扬州十日记、嘉定屠城记、及选录明夷待访录内原君原臣、单行本数种”[38]。孙中山、陈少白等利用它们对留学生进行启蒙，李书城回忆：“不久，我们与湖北早先派出的学生戢翼翬、刘成禹、程家柽等接触以后，知道他们……同孙先生见过面，听过孙先生讲述排满革命的道理。他们并介绍我们阅读一些书籍，如《嘉定屠城记》、《扬州十日记》及王梨洲、顾亭林、王夫之等明末清初诸大儒的著作，遂激发起我们的民族感情”。排满思潮高涨以后，在革命派的报刊上，大量刊登了有关岳飞、文天祥、夏完淳、郑成功、史可法、朱舜水、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等人事迹的图像、诗文。留学生们甚至钻进东京等地的图书馆中抄录了许多清军入关初期暴行和明朝军民抗清活动的历史文献资料，辑录成册，广为流布。《民报》创刊后，汪精卫、胡汉民以煌煌政论享誉一时，被称为“民报最有名之人物”，也不厌其烦地罗列满汉矛盾作为立论根据。《民报》公开呼吁：“有谙于明末佚事及清代掌故者，务祈据实直陈，发为篇章，寄交本社，又宋季明季 集史遗集下及诗歌小说之属，亦望惠借原书，或将原书抄录寄交本社，以资来辑”[39]。
应当承认排满思潮的巨大政治动员作用，在相当程度上应归功于反满民族主义。梁启超当时就指出：“满汉两族并栖于一族之下，其互相猜忌者二百余年如一日，一旦有人焉刺激其脑蒂，其排满性之伏于其中者，遂不期而自发，此革命党之势力，所以如决江河，沛然而莫之能御”[40]。武昌起义后，清政府濒临四面楚歌，连忙发布上谕对反满民族主义力加辩驳：“至种族革命之谬说，容或有之，究居少数。况同在九洲之近，更何畛域可分，舜东夷而禹西羌。皆中夏之圣帝，其忍以自相残贼，同付沦胥？”[41]国民党元老、辛亥山西新军起义领袖阎锡山说：“辛亥之改革，可以说不是民主主义的力量；有之，亦不过一二分，其余一半为利用时机力量，一半为排满主义的力量”[42]。章太炎说：“余身预革命，深知民国肇建之最有力者，实历来潜藏人人胸中反清复明之思想”[43]。孙中山指出，辛亥革命的胜利“就是民族主义成功”[44]。
既然排满思潮呈现为革命民主主义与反满民族主义的二元性，而反满民族主义又是它过于丰满的外部形态，那么人们必然只能按照自己的认识角度对它进行理解和宣传。在少数革命派领袖中间，革命民主主义与反满民族主义的二元结构，体现了革命的目的和手段的相辅相成关系。孙中山强调：“我们推倒满洲政府，从驱除满人那一面说是民族革命，从颠覆君主政体那一面说是政治革命，并不是把来分做两次做。……照现在这样的政治论起来，就算汉人为君主，也不能不革命”[45]。《民报》声明：“居今之中国，所为革命之本义维何，则仇一姓一族是也。夫为我汉族不共戴天之仇者，就广义言之，厥为满族，更进而言之，实则满族中之爱新觉罗之一姓”[46]。革命派领袖还具体规划了中国未来的民主蓝图。孙中山提出了五权分立的政治制度，即行政权、立法权、裁判权、考选权和监察权。他觉得从君主专制到五权分立之间，似乎应该有个过渡阶段，因为革命需要高度集中统一的领导，一般革命过程中比较难以体现民权，所以弄不好革命之后会出现新的寡头政治。究竟如何顺利完成专制向民主的转换？他提出革命初起实行军事管制，三年之后实行约法之治，六年之后实行宪法之治。毫无疑问这是一个以社会政治制度的变革为历史前提的循序以进的民主化过程，反映了先进知识分子移植西方制度的独具匠心。可是还有许多革命派领袖似乎顾不上把关于民主的思考具体化，就革命派的大多数人说来，情况更糟。李书城回忆：“同盟会会员对孙先生多提‘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的意义不大明白，以为是革命成功以后的事，现在不必推求。……因此同盟会会员在国内宣传革命、运动革命时，只强调‘驱除鞑虏，恢复中华’这两句话。……辛亥武昌起义以及各地顺应起义所用的共同口号，只是排满革命”。戴季陶指出：“当时三民主义义旗下的人，大都是一民主义——不完全的一民主义——这时候革命党所用的量尺，仅是以排满复仇主义作材料制造出来的。用这一把量尺，来量全国的人，合格的便是革命党，不合格的便是非革命党；换句话说，就是以排满复仇为民族主义全意义，是革命党的必修课，民权主义是随意科，民生主义，仅仅是科外讲演”[47]。孙中山自己在检讨辛亥革命的历史教训时也说：“当初同盟会也只明白民族主义，至于民权民生主义，不很透彻，其实民族主义也还没有做完”。
上述革命民主主义的弱化，实际上反映了革命派知识分子与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联系。种族斗争的社会思想遗产，潜移默化地支配着他们的价值判断，在中外民族矛盾和汉满矛盾巧合一致的历史条件下，它自然而然地成了革命民主主义的孪生兄弟。冯自由自述，其祖父冯展扬因交结太平军嫌疑被清廷迫害致死，因此，其父“抱恨终天，愤然间关走日本谋生活，居横滨数十年。甲午中日构衅，清军败绩，余父益愤清政不纲，毅然剪除辫发”[48]。黄兴也说过：“他的远祖在清初曾写过遗书，要黄氏子孙永远不出仕清朝”。谭人凤有先祖从事明末抗清活动，“痛种族之沦亡，翼戴桂藩，奔窜蜀、粤。无力回天，赉志以殁”[49]。章太炎的情况最为典型，他自幼受到家庭的严格的民族主义教育。他说：“予年十三四，始读蒋氏东华录，见吕留良、曾静事，怅然不怡，……弱冠，睹全祖望文，所述南田、台湾诸事甚详，益愤然欲为浙父老雪耻，次又得王夫之之黄书，志行益定”[50]。章太炎上述思想变化，恰恰反映了满清统治下民族矛盾尖锐的历史事实。清政权曾经对江浙知识分子的反抗意识进行了残酷摧残，然而高压统治决非万能。蔡元培说：“有明之亡，集义师，以与异族相抗萧何，于浙为最烈；而文字之狱，亦甲于诸省。故光复之思想，数百年未沫。……其绵绵不绝之思潮，则人人得而心摹之”[51]。章太炎就是江浙知识分子光复思想的杰出代表。他继承了黄宗羲、王夫之等人“重民”和“严华夷之防”的思想传统，揉合革命派知识分子种族斗争潜意识一拍即合，成了把他们引向资产阶级革命的媒介。对于革命派着重发动的会党和新军说来，反满民族主义几乎直接就是民主主义的替代。宋教仁说：“盖革命事重大……而攘夷大义，非徒外铄，尤需有所戴之，以为播殖”。这就是说，他们是利用反满民族主义来传播革命民主主义，可是，实际上这种利用变成了喧宾夺主。因此，辛亥革命思潮的排满特征，是中国传统政治制度和思想教条解体过程中产生的一种文化替代现象，是资产阶级革命发动过程中资产阶级经济和文化依然薄弱的表现。而这一点，只有在民主共和制呱呱坠地，但不堪封建势力轻轻一击的时候，才会令人酸楚地显示出来。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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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唐才常：《唐才常烈士年谱》，《唐才常集》第273页，中华书局1982版。
[2]同上书第198—199页。
[3]康有为：《唐才常烈士墓志铭》，同上书第266—267页。
[4]章士钊：《沈荩》，《辛亥革命》（一）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89页。
[5]《毕永年削发记》，《革命逸史》初集中华书局1981年6月版，第74页。
[6]《说国民》，《国民报》第2期。
[7]《中国灭亡论》，《国民报》第4期。
[8]《章太炎与支那亡国纪念会》，《革命逸史》初集，第57页。
[9]《癸丑新民丛报汇编》第829—830页。
[10]《江苏》第2期。
[11]《东京军国民教育会》，《革命逸史》初集，第109—110页。
[12]《<革命军>作者邹容》，《革命逸史》第2集，中华书局1981年6月版，第49页。
[13]章太炎：《赠大将军邹君墓表》，《辛亥革命》（一）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366页。
[14]鲁迅：《革命军马前卒与落伍者》。
[15]《传略》，《蔡元培全集》卷3第324页，中华书局1984版。
[16]《吴玉章回忆录》第11页，中国青年出版社1987年11月版。
[17]《浙案纪略》，《陶成章集》中华书局1986年1月版，第330页。
[18]张继：《祝北京大学生》，《苏报》1903年6月6日。
[19]章士钊：《读革命军》，《苏报》1903年6 月9日。
[20]《癸丑新民丛报汇编》第884—885页，883页。
[21]蔡元培：《杨笃生滔海记》，《蔡元培全集》卷2第117页，中华书局1984年9月版。
[22]《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卷1（下）北京三联书店1960年4月第1版，第521页。
[23]《哀江南》，《江苏》第1期。
[24]《近四十年世风之变迁》，《国民日日报汇编》第3辑。
[25]宋教仁：《程家柽革命大事略》，《宋教仁集》下册第435页，中华书局1981年版。
[26]《秦力山传》，《辛亥革命》（一）第282页。
[27]《宋教仁集》下册第436页。
[28]《纪东京留学生欢迎孙君逸仙事》，《民报》第1号，第68-69页。
[29]《癸丑新民丛报汇编》第1135页。
[30]《释仇满》，《蔡元培全集》卷1第172—173页
[31]《正仇满论》，《国民报》第4期。
[32]《绝命书》，《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2卷上册第155页
[33]孙文：《民报发刊词》，《民报》第1号，第2页。
[34] 汪精卫：《民族的国民》，《民报》第2号，第18-19页。
[35]《在东京中国留学生欢迎大会的演说》，《孙中山全集》卷1第283—285页。
[36]《驳法律新闻之论清廷立宪》，《朱执信集》上册第36页，中华书局1976年1月版。
[37]《论中国宜改创民主政体》，《民报》第1号，第48-49页。
[38]《革命初期之宣传品》，《革命逸史 》初集，第10页。
[39]《本社特别广告》（二），《民报》第19号。
[40]《论中国现在之党派及将来之政党》，《新民丛报》第 92期。
[41]《清廷关于解释种族革命与政治革命之上谕》，孙曜：《中华民国史料》，《自武昌起义至参议院闭会》，第9页，上海文明书局1925年版。
[42]《求学是去欲之良法》，《阎百川先生言论类编》卷6第79页。
[43]《论读经有利而无弊》，《天津大公报》1935年6月15日。
[44]《在桂林军政学76团体欢迎会上的演说》，《孙中山全集》卷6，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3页。
[45]《在东京<民报>创刊周年庆祝大会上的演说》，《孙中山全集》卷6，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325页。
[46]《仇一姓不仇一族》，《民报》第19号，科学出版社影印版第104页。
[47]《中国革命与中国国民党》中国文化服务社1941年8月版第13—14页。
[48]《自序》，《革命逸史》初集第1-2页。
[49]《石屏传略》，《谭人凤集》第433页，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8月斑版。
[50]《光复军志•序》
[51]《徐锡麟墓表》，《蔡元培全集》卷2第280页。
一
辛亥革命时期的排满思潮，是1900—1911年时期具有重大革命意义的社会政治思潮。就社会矛盾和思想运动的延续性而言，它与康、梁维新派及其倡导的维新思潮又有一定联系。维新思潮的进步影响，大致体现在1894—1905年时期。以戊戌政变为界，它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一阶段是1894—1898年，后一阶段是1898—1905年。前一阶段它在推动和配合戊戌变法方面起了巨大启蒙作用，后一阶段则更为系统、更为成熟地显示出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理论性质的特点。那么，为什么维新思潮在后一阶段，尤其在1903年后反而声势日减，并且不能不让位于排满思潮？
非常有趣的是，如果我们仔细辨析一下维新思潮和排满思潮的理论内涵，就可以发现它们至少在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精神和进化论思想的运用方面，是基本相同的，但其政治目标，却表现为维护满清政权的君主立宪和推翻满清政权的民主共和，这样两种截然不同的理想模式。导致两者分歧的基本要素是反满民族主义，因此，排满是辛亥革命思潮的主要特征。
以章太炎为代表的维新派异端，是排满思潮的有力倡导者。维新派知识分子的政治分化，反满民族主义的公开宣传，是维新思潮向排满思潮转换的关键。维新派的分化开始于1900年，这是由自立军起义引起的。自立军起义的领导者唐才常曾任湖南时务学堂教习。戊戌政变前夕，“应谭嗣同电召，将赴京参与机要，方抵汉口，知政变发生”。[1]他痛心疾首，辗转日本，“与康有为协商起兵事宜，取得同意”。唐才常的政治纲领，是自相矛盾的。他在《正气会序》中一方面表示忠君：“日月所照，莫不尊亲；君臣之义，如何能废？”另一方面又表示反清：“国有天地，必有兴亡，非我种类，其心必异。”[2]上述矛盾反映了晚清政局中各派力量错杂而又微妙的相互关系。戊戌政变后顽固派企图废黜光绪，突出了他作为顽固对立面的 形象，加上李鸿章等满清高级官僚玩弄权术，使唐才常等人幻想依靠联络清廷大吏，重新拥出光绪，实行君主立宪。康有为记载：“于时李文忠失粤督，丧权位，三令人促吾举兵”。刘坤一电康：“吾与子同志不须迫，但能令鄂督张香涛同举，吾从其后，否则吾独举何济？”因此，“才常遂尽鄂湘士众，欲以力协武昌”。[3]上述策略方针归结到自立军的政治纲领，铸成了既要忠君又要反清的奇怪逻辑。绝大多数自立军干部没有认识到这是一个重大的原则性错误，沈荩便主张：“一切勿顾，文字小道，尤不屑厝意，无论若何方面，吾惟可以达吾目的者是用”。[4]政治纲领的模糊，对张之洞等高级官僚的缺乏警惕，造成了自立军的惨败，康有为承认：“是役自男爵，道员至诸生，死者千数。安徽、广西、广东三省，皆密布兵，期武昌起义而响应，至是株死者无算。吾痛哭祭侧，自后不敢言兵”。
维新派中只有毕永年、章太炎等少数人明确要求与清政府一刀两断，坚决反对忠君思想。毕永年早在戊戌变法中即主张反清。冯自由记载：“谭嗣同在京任军机章京，尤有致君尧舜之想。独永年始终坚持非我种类其心必异之说，日往来于汉口、岳州、新堤、长沙之间，与哥老会诸首领杨鸿钧、李云彪、张尧卿、辜天祐、师襄、李堃等谋匡复事业，且投身会中，被封为龙头之职”。[5]1899年秋天，他介绍唐才常与孙中山相识于横滨，“对于湘粤及长江沿岸各省起兵策划有所商榷。毕、唐同主孙、康两党联合进行之议”。同年夏天，章太炎也由梁启超援引结识孙中山，深受其影响。1900年7月，唐才常在上海组织国会，毕、章共同反对忠君救国主张，但是没有成功。毕永年见事不可为，出家而走，章太炎“愤然剪除辫发，以示决绝”。会后章太炎致信陈少白主持的革命派报纸香港《中国日报》，介绍了会议情况，并以《拒满蒙入会状》和《解辫发说》两文投刊，公开宣传反清思想。《中国日报》对此大加喝彩，赞扬说：“章君炳麟余杭人也，蕴结孤愤，发为罪言，霹雳半天，壮者失色，长枪大戟，一往无前，有清之来，士气之壮，文字之痛，当推此为第一”。另一方面，自立军干部有不少维新派人物和原时务字堂学生，如秦力山、沈荩、唐才质、林圭、李炳寰、田邦 睿、蔡钟浩、周宏业、陈为璜、朱茂芸、李渭贤等人，他们当中的幸存者，经过血的教训，认识了“勤王”的错误。秦力山、朱菱溪、陈犹龙、周宏业等逃亡日本后，纷纷指责康、梁。梁启超“不胜其扰，竟移寓横滨避之”。1901年5月，秦力山等人在东京创办了《国民报》，“开留学界革命新闻之先河”。
《国民报》用反满民族主义重新解释国家和民族问题，从而奠定了他们和康、梁保皇党思想分离的前提。人们不是诅咒奴隶性是中国民族精神的劣根性吗？他们指出，目前这种奴隶性有其特定的内容，这就是：“有告以国权之放失、异族之 削、政府之压制、种族之灭亡者，则瞠目结舌以为妖言”。[6]所以，在清政权已经彻底卖国化了的情况下，还主张什么忠君、勤王是极端错误的，其如婢妾，“为主人所唾弃，闭以幽室，不召幸者已隔岁年，而彼犹日施脂粉，冀复专幸于六宫粉黛之中。”[7]《国民报》表示：“宁使汉种之亡尽死尽杀尽，而必不愿其坐享升平、舞河山、优游于鞑靼之下”。章太炎在该报发表的《正仇满论》一文指出，满清贵族集团“进不知政，退不知农商”，“载其砦窳，无一不足以丧吾大陆”，所以“革命不得不行”。1902年4月26日（夏历3月19日），是明崇祯帝忌辰，冯自由记载：“三月初旬，太炎提议谓欲鼓吹种族革命，非先振起世人之历史观念不可。今距是年三月十九日明崇祯帝殉国忌日未远，应于是日举行大规模之纪念会，使留学界有所观感云云。”[8]于是由章太炎、秦力山、周宏业、马君武等十人共同发出倡议。该日会议虽被日本政府禁止，但留学生“不约而赴会者有程家柽、汪荣宝等数百人”。“学界革命之思想，至 是有一日千里之势”。这一含有强烈反清意义的政治事件，是近代学生运动的开端，成为留学生摆脱康、梁的政治影响，接受孙中山民族革命主张的重要契机，也是排满思潮由酝酿而开始生发的重要标志。
二
反满民族主义吸引和发动了以留学生和国内新式学堂学生为主体的新兴知识阶层，锻炼了辛亥革命的政治指导者。
戊戌变法失败之后，中国知识分子的社会结构正在悄悄地发生变化。从科举的废除，近代教育的奠定和留学运动的兴起过程中，迅速产生了一个新兴的知识阶层。历经义和团运动和八国联军之役，清政府实在山穷水尽，难以为继，被迫进行了一些改革。1901年9月，清政府谕令全国，要求各地将省城书院改设大学堂，府厅直隶州均设中学堂，加快了旧式科举教育向近代教育的转变。例如陕西昧经、崇实书院改设的宏道大学堂、湖北两湖书院改设的两湖大学堂、广东广雅书院改设的广东省大学堂、浙江求是书院改设的求是大学堂等等。后来根据1902年清政府制定的《钦定学堂章程》，全国仅保留了三座大学堂，即京师大学堂、山西大学堂和天津中西学堂改办的北洋大学，其余各省大学堂一律改为省立高等学堂，同时还设立了许多高等实业学堂。据统计1909年国内计有大学3所，高等学堂24所，高等实业学堂127所，共计学生28611人。这个统计没有包括师范学堂和外国教会学校，例如北京优级师范学堂、三江师范学堂、两湖总师范学堂和圣约翰大学、浸会大学、金陵大学等等。武昌起义前后又有许多学校停办或进行了合并改组，1912年国内共有专科以上学校115所，学生40114人。中国近代教育的基本布局初步形成。
1902—1910年期间发生了近代第一次留学高潮。主要原因有两个，第一，科举废除，大批青年知识分子迫切要求寻找新的出路，吴玉章回忆，1904年参加会试的举人，由于感到前途渺茫，“差不多都到日本进了法政大学”。（1904年会试是最后一轮，此后科举制度便被废除）第二 ，新式学校需要大量拥有近代科学文化知识的教员。“庚子大创而后，我国亟亟于人才培养，其派遣出洋者，趾错于道。”例如湖南，“以查案各种情形游于日本者，络绎不绝，及其归也，乃盛倡新学，而犹汲汲于学务”。[9]根据端方的奏折，江苏省1904年共计向日、德、英、法、比等过派出163人。有人回忆“从1904年起，四川留日学生顿时大增，最多的时候达二三千人”。据不完全统计，逐年留日学生数如下：
1901—1910年中国留日学生统计
1901年 1902年 1904年 1905年 1906年 1907年 1908年 1909年 1910年
300 1058 1400 8000 13000 8000 4896 5174 4600
1902年2月10日，中国驻日公使蔡钧在东京九段坂的偕行社举行春节团拜及宴会，招待留日学生。出席宴会共274人，其中湖北49人，江苏46人，浙江41人，广东23人，湖南20人，直隶16人，安徽15人，福建12人，四川11人，江西4人，贵州2人，陕西、山东、广西个1人，东三省27人。这说明留学运动至少已波及国内17个省。除了日本以外，当时在美国和欧洲也有不少留学生，例如1911年留美中国学生会约有会员800余人。
1903年的拒俄运动，推动新兴知识阶层走上武装反清的道路。该年四月，日本报纸报道了沙俄政府独霸我东北的消息，引起留学生的极大愤慨。“各省同乡会纷纷开会研究对策”。4月29日，东京留日学生500多人集会，决议组织拒俄义勇队，并且电告北洋大臣袁世凯：“俄祸日迫，分割在即，请速严拒，留学生已编义勇队，准备赴敌”。[10]但清政府驻日公使蔡钧密电端方，污蔑学生“名为拒俄，实则革命”，要求严密饬拿。此种倒行逆施，使留学生彻底绝望，“学生等以报国无路，莫不义愤填膺，痛苦流涕。至是青年会同志乃向各省同乡会大倡革命排满之说”。五月上旬，拒俄义勇队改名军国民教育会。该会成立宣言痛斥：“满洲杀我祖宗，夺我财产，已二百余年，今且迫我同胞，割我土地，遗之外人，致吾有灭种之惨”。[11]不久，他们决议用鼓吹、暗杀、起义三种手段回国发动反清。与此同时，邹容所作《革命军》一书在上海出版。《革命军》是排满的号角，革命的宣言，预示了急风暴雨的来临。冯自由指出，“此书徒以通俗浅显，适合当时社会需要，几于人手一编，卒赖其言为驱胡建国之本，功不在孙、黄、章诸公下也”。[12]它惊世骇俗，不胫而走，“凡摹印二十有余反，远道不能致者，或以白金十两购之，置笼中，杂衣履糍饼以入，清关邮不能禁”。[13]它究竟为什么能够轰动一时？当然，《革命军》宣传了“平等”、“自由”、“天赋人权”等资产阶级政治思想，抨击了封建君主专制制度，不过，它最能振奋人心的内容是诸如“扫除数千年种种之专制政体，脱去数千年种种之奴隶性质，诛绝五百万披毛戴角之满洲种，洗尽二百六十年残惨虐酷之大耻辱”等等肆无忌惮的反满言论，《革命军》把满清贵族集团实行卖国和民族压迫的种种事实公之于光天化日之下，推动了人们的觉醒，宣泄了他们的憎恨反叛心理。我们不应忽略《革命军》的民主主义内容，可是人们首先注意并热烈欢呼的是它的反满民族革命的要求。鲁迅回忆说“他所主张的不过是民族革命，未曾想到共和”。[14]蔡元培指出“是时邹蔚丹君作《革命军》一书，尤持‘杀尽胡人’之见解。孑民不甚赞同”。[15]吴玉章认为“他们宣扬的革命还只是基本上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革命加上一点点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16]接着，陈天华所著《猛回头》在日本东京出版。《猛回头》以其弹词说唱的通俗形式，成为革命派发动群众的有力武器，陶成章说“白话体中，以陈天华所著之《猛回头》为最多，外间输入不足，内地亦往往有自相翻刊，私相分送者”。[17]
1903年夏天发生的沈荩案和苏报案使反清情绪升到沸点。苏报案发生于上海。早在1902年4月，蔡元培、章太炎等人发起成立了中国教育会，不久，被日本政府驱逐的吴稚辉等归沪。11月，他们吸收南洋公学因学潮而退学的学生组织爱国学社，每周“开会演说，倡言革命，震动全国”。次年春，南京陆师学堂学生30余名退学的学生赴沪加入爱国学社。5月27日，学生领袖章士钊被聘为《苏报》主笔。从6月初起，《苏报》接连发表章士钊、章太炎、张继等人的激烈反清文章，公然号召“那拉氏不足畏，满洲人不足畏，政府不足畏”，[18]鼓吹“排满之见，实为革命之潜势力，而今日革命者，所必不能不经之一途”。[19]赞扬《革命军》一书，“其宗旨专在驱除满清，光复中国。笔极锐利，文极沉痛，稍有种族思想者，读之当无不拔剑起舞，发冲眉竖”。6月29日，《苏报》抛出章太炎所写《康有为与觉罗君之关系》，扬扬万言，全面清算了保皇言论。清政府勾结帝国主义租界当局进行迫害，章太炎、邹容等人于6月底至7月初先后入狱，《苏报》被查封。沈荩案发生于北京。沈荩是唐才常自立军起义的主要骨干，起义失败后潜赴北京。1903年4月下旬，他披露了沙俄政府关于东北三省的七项要求，引发了留日学生的拒俄运动，7月19日被清政府捕获，31日被杖毙于狱中。《苏报》案和沈荩案，全盘暴露了清政府的凶残愚钝，连康梁也感到非常难堪，他们批评清政府于苏报案“不惜低首下心，请命求援于外人”，“损失国权，污辱国体，重自取辱”；将沈荩“杖之数百，不死，卒缢杀之。野蛮惨酷，无复人理”。他们提示清政府 ：“专制者，固制造革命之材料也，止沸莫如抽薪，忧革命莫如去专制”。[20]
随着排满思潮的高涨，留学生中革命与保皇两军对垒的形势初步展开。1902年11月，湖南留日同乡会创办了一个刊物《游学译编》，杨守仁、黄兴、陈天华、杨度等人编辑。次年杨守仁发表《新湖南》，指名批评康有为《辩革命书》，明确指出驱逐满清贵族政府是强化中国社会凝聚力的不二法门。他说：中国人民“不离绝满政府，则无由凝固其吸集之力，不能吸集而伈伈伣伣，必与顽愚迷乱之满政府，同毙于白种人鸩醪毒脯之下”。从此他“以革命为唯一宗旨，以制造炸弹为唯一事业”。[21]黄兴和陈天华则回到湖南，发动了1904年华兴会流产起义。1903年2月，浙江留日同乡会也创办刊物《浙江潮》，孙翼中、蒋方震、叶澜等担任编辑或撰述。拒俄运动以后《浙江潮》排满色彩日见强烈，它在第6期刊载了明末抗清领袖张煌言的遗像、部分诗词和禹陵、禹庙、岳坟的照片，第8、9期连续发表蒋方震的《近时二大学说之评论》，指名批判了梁启超的《新民说》和君主立宪论。蒋方震认为中国之亡“其罪万不能不归之于政府”，梁启超不追究政府的罪恶，而斤斤计较民智的落后，实在是倒果为因。他断定：只有“官吏非不肖政府非腐败，夫然后群俗乃可以改良”[22]。1903年4月创刊的江苏留日同乡会刊物《江苏》，由革命派秦毓鎏、张肇桐、黄宗仰、陈去病等人编辑，它一开始就大声疾呼：“将跃身扬子江中，起万丈胥涛，作十万军声，与异种民族相轰战，相竞争，以保此破裂之山河”[23]。苏报被查封后，主笔章士钊和谢晓石、陈去病等人于当年创办了《国民日日报》。该报辛辣地嘲讽梁启超等人说：“临文夫如何，最好是骑墙。调停孙、康融华洋，不然极口骂袁、张，便作空言也无妨。若纳吾言，准作维新党；不纳吾言，空逐保皇忙”[24]。可见1903年的政治舞台上，已经出现了一个革命派的广泛的联合阵线，它从思想上和干部上为同盟会的建立准备了条件。
三
排满思潮的高涨肯定了孙中山等兴中会革命先驱者的历史价值和地位，宣告留学生群体性地投向了民主革命的阵线。孙中山与留日学生的联系是1901年春天建立起来的，宋教仁指出，在此之前留学生“无有知革命之事者，惟言维新而已”[25]。该年春天，报载清政府将广东割让给法国，粤籍留学生郑贯一、李自重、王宠惠、冯自由、梁仲猷诸人发起广东独立协会。当时孙中山正在横滨，给予 了热情支持。自立军起义失败后，孙中山与程家柽、秦力山、戢翼翬、沈翔云、王宠惠等一派《国民报》人物往来密切。程家柽“以爱岩山下对阳馆为与孙文秘密过从之所，校课之暇必访之”。孙中山尤其注意通过章太炎、秦力山等人向留学生渗透影响。章太炎记载：“时香山孙公方客横滨，中外多识其名者。而游学生疑孙公骁桀难近，不与通，力山独先往谒之。会余亦至。孙公十日率一至东京，陈义斩斩，相与语欢甚，知其非才常辈人也。诸生闻孙公无佗犷状，亦渐与亲，种族大义，始震播横舍间”[26]。1903年年章士钊根据宫崎寅藏所著《三十三年落花梦》节译《孙逸仙》一书出版。章士钊、章太炎、秦力山分别写了序言，他们高度评价了孙中山的历史功绩。章士钊指出：“孙逸仙者近今谈革命者之初祖，实行革命者之北辰。此有耳目者所同认。……孙逸仙者，非一氏之私号，乃新中国新发现之名词也。有孙逸仙，而中国始可为，则孙逸仙者，实中国过渡虚悬无薄之隐针”。秦力山赞扬说：“孙君乃于吾国腐败尚未暴露之甲午乙未之前，不惜其头颅性命，而虎啸于东南重立之都会广州府，在当时莫不以为狂。而自今思之……得非天诱其忠锡之勇者乎！”华兴会起义失败后，黄兴、宋教仁、陈天华流亡东京，“以同志日渐加多，意欲设立会党，以为革命之中坚”， 程家柽提议：“近得孙文自美洲来书，不久将游日本，孙文于革命名以大震，脚迹不能履中国一步，盍缓时间以俟其来，以设会之名奉之孙文”。1905年7月，孙中山从欧洲回到日本。8月13日，留学生举行了盛大欢迎会，会议主持者宋教仁的日记真实地记载了会场上令人难忘的热烈气愤。“未初，孙逸仙至，遂开会，先由余述欢迎词，众皆拍手大喝彩，次乃请孙逸仙演说。当时者已六七百人，而后来者犹络绎不绝，门外拥挤不通，警吏命封门，诸人在外不得入，喧哗甚。余乃出，攀援至门额上，细述人众原因，又开门听其进，遂罢”[27]。陈天华在《民报》撰文赞扬说：“孙君逸仙者，非成功之英雄而失败之英雄也，非异国之英雄而本族之英雄也……彼之理想，彼之抱负，非徒注眼于本族止也，欲于全球之政界上，社会上开一新纪元，放一大异彩……以现在之中国论，则吾敢下一断辞曰：是吾四万万人之代表也，是中国英雄中之英雄也。斯言也，微独吾信之，国民所公认也”[28]。
由以上事实可见，孙中山正是在1901—1905年期间被留学生逐步认识和接受，尤其经过1903—1905年排满思潮的高涨，最终确定了他在革命派中众望所归的政治领袖地位。这一个历史过程，反映了部分维新派知识分子和新兴留学生群体，从维新思想到革命意识的转变，而这一转变又最终确定了维新派与革命派的力量消长。
四
排满思潮的本质内容是以欧美资本主义民主制度为模式的革命民主主义。革命派知识分子的排满，并非狭隘种族斗争，而是推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特殊手段。1903年革命派就向康梁公开声明：“今日新学中人，由革命而生出排满，蓬蓬勃勃，一发而不可制，推其原始，亦由救国而来也。痛宗国之沦衰，而在上者仍不振，于是思所以革命。革命之说一起，而思满人平日待我之寡恩，而排满之念又起焉……故排满有二义：以民族主义感动上流社会，以复仇主义感动下流社会，庶使旧政府解体而新政府易于建立”[29]。康梁非革命论的重要理论根据是汉满民族同化，针对这一点，革命派提出了爱国主义的民族主义这一命题。多民族共处是中华民族的美好传统，可是由于满清政府执行卖国和民族压迫政策，日益加深了民族矛盾和社会危机，因此推翻满清政权和抵抗外国侵略是不可分割的，只有汉民族在革命的旗帜下团结起来，才能带动各兄弟民族携手共进，振兴中华民族。杨守仁指出：“汉种能自相吸集，而后能提携满、蒙、回、藏，使自相吸集。汉种能自相吸集，且能提携满蒙回藏，使自相吸集，而后能集权于亚洲中央政府以抗御白祸”。杨守仁还认为，个人权利主义与民族主义是相辅相成的。国家由政府管理，但人民却不应放弃自己的责任。只有“以全国之观念为观念，以全国之感情为感情，以全国之思议为思议，以全国之运动为运动，人人知其身为国家之一分子，为公同社会之一质点”，才会有国家兴旺发达。满清政府“锢塞吾民之进步，攘夺吾民之权利，锄薙吾民之英杰”，所以排满与中国社会民主化的根本要求是一致的。蔡元培不同意《革命军》一书中某些偏激的言论，他指出，汉满的确处在同化过程中，满人在婚姻、语言、文字风俗诸方面，已经逐步与汉人融合，问题是满清贵族集团享受种种特权，成了高踞于满汉人民之上的特权阶层。在民权主义空前澎湃的今天，中国人民“决不能使少数特权独留于亚东之社会”，“所以有‘仇满’之论”。蔡元培把排满问题置于世界民主化过程的广阔历史范畴，因而正确地说明了这是“政略之争，而非种族之争”[30]。根据这个定义人们通常所谓排满或仇满都是不正确的。他指出，真正仇满的是满清顽固派和康梁保皇派。满清顽固派坚持压制汉人，康梁保皇派一意维护清政权，两者殊途同归：“在保守少数人固有之特权”，这是对历史潮流的反动，必“招他日惨杀之祸”。陷满清皇室于杀身之祸不是仇满吗？章太炎早在1901年就正确指出：“夫所谓革命者，固非溷淆清浊，而一概诛夷之”[31]。《革命军》的某些言论确实含有种族情绪和偏激成份。章太炎认为它们的作用是令人猛醒，四平八稳，摸棱两可，不能发动民众：“不震以雷霆之声，其能化者几何？”另一个激进革命宣传家陈天华在投海自杀之前冷静地说明了实行革命排满的真实动因，他说：“去岁以前，亦尝渴望满洲变法，融合种界，以御外侮，然至今则主张民族者，则以满汉终不并立。我排彼以言，彼排我以实；我之排彼自近年始，彼之排我以二百年如一日，我退则彼进，岂能望彼消释嫌疑，而甘心与我共事乎？欲使中国不亡，惟有一刀两断，代满洲执政柄而卵育之。……故鄙人之排满也，非如倡复仇论者所云，仍为政治问题”[32]。
同盟会成立后，革命派创办了《民报》。他们在《民报》上进一步对此进行理论说明。孙中山把他的革命思想总结为三民主义，他指出“中国以千年专制之毒而不解，异种残之，外邦逼之，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殆不可以须臾缓”，并号召以民生主义预防平民革命，“举政治革命 、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33]。汪精卫指出，中国六千年来的封建政治，是君权专制政治；二百六十年来的满清政治，是贵族政治。君权专制在是中国封建专制主义的一贯遗传，“我民族之自演，而非由外铄者”。贵族政治是君权专制政治的恶性变态，是封建主义与种族主义的结合。他提出：“欲颠覆二百六十年之贵族政治，当建民族主义；欲颠覆六千年来之君权专制政治，当建国民主义”。他认为君主政体与立宪政体的区别在国家权力与个人权利两个方面。国家权力方面，君主政体以君主独断独行；立宪政体分解权力，各专其职又互为制衡。个人权利方面，专制政体不承认人民的自由，“国家对于个人，只有权利而无义务，个人对于国家，只有义务而无权利”；立宪政体，“国家与个人，皆有其权利，有其义务”。两者相比，优劣不啻天壤之别。汪精卫把立宪政体分为君主立宪和民权立宪两种，指出中国革命的结果“必为民权立宪政体”[34]。
革命派以欧美模式否定、批评了维新派戊戌时期提出并风行一时的日本模式。孙中山指出，凡是发起中国革命的仁人志士，都负有一种特别的使命，就是“择地球上最文明的政治法律来救我们中国”。日本的文明是不是最好？“日本之文明非其固有者，前则取之于中国，后则师资于泰西”。同样，日本的君主立宪也不是当今世界上最先进的制度。“取法乎上，仅得其中”，因此，中国未来应该以最优越的制度为目标。由此而言之，“君主立宪不合于中国，不得智者而后决”。他强调：“中国政治革命的结果，是建立民主立宪政体”[35]。朱执信指出，中国的国情与日本不一样，日本民众对天皇没有恶感，而中国人民对于一贯背信弃义、荼毒民众的满清政府早已深恶痛绝，“中国之民，久受困苦于此恶劣政府，且习知其食言，又安从信之”[36]。所以，只能铲除满清政权，而不能通过建立君主立宪政体给满清贵族集团保留法律上、制度上的地位和特权。陈天华指出，封建君主专制制度，是一种极端僵化的政治制度，因此，不应幻想满清政府有自我调适的可能。他说，中国历代封建王朝，“未有于一朝之内能自扫其积弊者也，必有代之者起，于以除旧布新，然后积秽去尽，民困克苏。”他指出：“今日满不去，则中国不能以复兴，此吾侪之所以不欲如日本之君主立宪，而必主张民主立宪者，实中国之势宜尔”[37]。这就是排满思潮的革命民主主义内核。遗憾的是，它是在传统种族斗争文化心理的帮助之下，才迅速贴近了社会和下层民众。这是一种文化替代现象。它具有两方面的意义，第一，为脆弱的资产阶级革命推波助澜；第二，同时又弱化了革命过程中的民主主义宣传。
五
排满思潮是革命民主主义与反满民族主义的二元思潮。从兴中会开始，革命派们就有意识地利用反满来契入民众，不断扩大革命宣传。冯自由指出，兴中会初期“所用宣传工具，仅有扬州十日记、嘉定屠城记、及选录明夷待访录内原君原臣、单行本数种”[38]。孙中山、陈少白等利用它们对留学生进行启蒙，李书城回忆：“不久，我们与湖北早先派出的学生戢翼翬、刘成禹、程家柽等接触以后，知道他们……同孙先生见过面，听过孙先生讲述排满革命的道理。他们并介绍我们阅读一些书籍，如《嘉定屠城记》、《扬州十日记》及王梨洲、顾亭林、王夫之等明末清初诸大儒的著作，遂激发起我们的民族感情”。排满思潮高涨以后，在革命派的报刊上，大量刊登了有关岳飞、文天祥、夏完淳、郑成功、史可法、朱舜水、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等人事迹的图像、诗文。留学生们甚至钻进东京等地的图书馆中抄录了许多清军入关初期暴行和明朝军民抗清活动的历史文献资料，辑录成册，广为流布。《民报》创刊后，汪精卫、胡汉民以煌煌政论享誉一时，被称为“民报最有名之人物”，也不厌其烦地罗列满汉矛盾作为立论根据。《民报》公开呼吁：“有谙于明末佚事及清代掌故者，务祈据实直陈，发为篇章，寄交本社，又宋季明季 集史遗集下及诗歌小说之属，亦望惠借原书，或将原书抄录寄交本社，以资来辑”[39]。
应当承认排满思潮的巨大政治动员作用，在相当程度上应归功于反满民族主义。梁启超当时就指出：“满汉两族并栖于一族之下，其互相猜忌者二百余年如一日，一旦有人焉刺激其脑蒂，其排满性之伏于其中者，遂不期而自发，此革命党之势力，所以如决江河，沛然而莫之能御”[40]。武昌起义后，清政府濒临四面楚歌，连忙发布上谕对反满民族主义力加辩驳：“至种族革命之谬说，容或有之，究居少数。况同在九洲之近，更何畛域可分，舜东夷而禹西羌。皆中夏之圣帝，其忍以自相残贼，同付沦胥？”[41]国民党元老、辛亥山西新军起义领袖阎锡山说：“辛亥之改革，可以说不是民主主义的力量；有之，亦不过一二分，其余一半为利用时机力量，一半为排满主义的力量”[42]。章太炎说：“余身预革命，深知民国肇建之最有力者，实历来潜藏人人胸中反清复明之思想”[43]。孙中山指出，辛亥革命的胜利“就是民族主义成功”[44]。
既然排满思潮呈现为革命民主主义与反满民族主义的二元性，而反满民族主义又是它过于丰满的外部形态，那么人们必然只能按照自己的认识角度对它进行理解和宣传。在少数革命派领袖中间，革命民主主义与反满民族主义的二元结构，体现了革命的目的和手段的相辅相成关系。孙中山强调：“我们推倒满洲政府，从驱除满人那一面说是民族革命，从颠覆君主政体那一面说是政治革命，并不是把来分做两次做。……照现在这样的政治论起来，就算汉人为君主，也不能不革命”[45]。《民报》声明：“居今之中国，所为革命之本义维何，则仇一姓一族是也。夫为我汉族不共戴天之仇者，就广义言之，厥为满族，更进而言之，实则满族中之爱新觉罗之一姓”[46]。革命派领袖还具体规划了中国未来的民主蓝图。孙中山提出了五权分立的政治制度，即行政权、立法权、裁判权、考选权和监察权。他觉得从君主专制到五权分立之间，似乎应该有个过渡阶段，因为革命需要高度集中统一的领导，一般革命过程中比较难以体现民权，所以弄不好革命之后会出现新的寡头政治。究竟如何顺利完成专制向民主的转换？他提出革命初起实行军事管制，三年之后实行约法之治，六年之后实行宪法之治。毫无疑问这是一个以社会政治制度的变革为历史前提的循序以进的民主化过程，反映了先进知识分子移植西方制度的独具匠心。可是还有许多革命派领袖似乎顾不上把关于民主的思考具体化，就革命派的大多数人说来，情况更糟。李书城回忆：“同盟会会员对孙先生多提‘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的意义不大明白，以为是革命成功以后的事，现在不必推求。……因此同盟会会员在国内宣传革命、运动革命时，只强调‘驱除鞑虏，恢复中华’这两句话。……辛亥武昌起义以及各地顺应起义所用的共同口号，只是排满革命”。戴季陶指出：“当时三民主义义旗下的人，大都是一民主义——不完全的一民主义——这时候革命党所用的量尺，仅是以排满复仇主义作材料制造出来的。用这一把量尺，来量全国的人，合格的便是革命党，不合格的便是非革命党；换句话说，就是以排满复仇为民族主义全意义，是革命党的必修课，民权主义是随意科，民生主义，仅仅是科外讲演”[47]。孙中山自己在检讨辛亥革命的历史教训时也说：“当初同盟会也只明白民族主义，至于民权民生主义，不很透彻，其实民族主义也还没有做完”。
上述革命民主主义的弱化，实际上反映了革命派知识分子与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联系。种族斗争的社会思想遗产，潜移默化地支配着他们的价值判断，在中外民族矛盾和汉满矛盾巧合一致的历史条件下，它自然而然地成了革命民主主义的孪生兄弟。冯自由自述，其祖父冯展扬因交结太平军嫌疑被清廷迫害致死，因此，其父“抱恨终天，愤然间关走日本谋生活，居横滨数十年。甲午中日构衅，清军败绩，余父益愤清政不纲，毅然剪除辫发”[48]。黄兴也说过：“他的远祖在清初曾写过遗书，要黄氏子孙永远不出仕清朝”。谭人凤有先祖从事明末抗清活动，“痛种族之沦亡，翼戴桂藩，奔窜蜀、粤。无力回天，赉志以殁”[49]。章太炎的情况最为典型，他自幼受到家庭的严格的民族主义教育。他说：“予年十三四，始读蒋氏东华录，见吕留良、曾静事，怅然不怡，……弱冠，睹全祖望文，所述南田、台湾诸事甚详，益愤然欲为浙父老雪耻，次又得王夫之之黄书，志行益定”[50]。章太炎上述思想变化，恰恰反映了满清统治下民族矛盾尖锐的历史事实。清政权曾经对江浙知识分子的反抗意识进行了残酷摧残，然而高压统治决非万能。蔡元培说：“有明之亡，集义师，以与异族相抗萧何，于浙为最烈；而文字之狱，亦甲于诸省。故光复之思想，数百年未沫。……其绵绵不绝之思潮，则人人得而心摹之”[51]。章太炎就是江浙知识分子光复思想的杰出代表。他继承了黄宗羲、王夫之等人“重民”和“严华夷之防”的思想传统，揉合革命派知识分子种族斗争潜意识一拍即合，成了把他们引向资产阶级革命的媒介。对于革命派着重发动的会党和新军说来，反满民族主义几乎直接就是民主主义的替代。宋教仁说：“盖革命事重大……而攘夷大义，非徒外铄，尤需有所戴之，以为播殖”。这就是说，他们是利用反满民族主义来传播革命民主主义，可是，实际上这种利用变成了喧宾夺主。因此，辛亥革命思潮的排满特征，是中国传统政治制度和思想教条解体过程中产生的一种文化替代现象，是资产阶级革命发动过程中资产阶级经济和文化依然薄弱的表现。而这一点，只有在民主共和制呱呱坠地，但不堪封建势力轻轻一击的时候，才会令人酸楚地显示出来。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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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唐才常：《唐才常烈士年谱》，《唐才常集》第273页，中华书局1982版。
[2]同上书第198—199页。
[3]康有为：《唐才常烈士墓志铭》，同上书第266—267页。
[4]章士钊：《沈荩》，《辛亥革命》（一）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89页。
[5]《毕永年削发记》，《革命逸史》初集中华书局1981年6月版，第74页。
[6]《说国民》，《国民报》第2期。
[7]《中国灭亡论》，《国民报》第4期。
[8]《章太炎与支那亡国纪念会》，《革命逸史》初集，第57页。
[9]《癸丑新民丛报汇编》第829—830页。
[10]《江苏》第2期。
[11]《东京军国民教育会》，《革命逸史》初集，第109—110页。
[12]《<革命军>作者邹容》，《革命逸史》第2集，中华书局1981年6月版，第49页。
[13]章太炎：《赠大将军邹君墓表》，《辛亥革命》（一）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366页。
[14]鲁迅：《革命军马前卒与落伍者》。
[15]《传略》，《蔡元培全集》卷3第324页，中华书局1984版。
[16]《吴玉章回忆录》第11页，中国青年出版社1987年11月版。
[17]《浙案纪略》，《陶成章集》中华书局1986年1月版，第330页。
[18]张继：《祝北京大学生》，《苏报》1903年6月6日。
[19]章士钊：《读革命军》，《苏报》1903年6 月9日。
[20]《癸丑新民丛报汇编》第884—885页，883页。
[21]蔡元培：《杨笃生滔海记》，《蔡元培全集》卷2第117页，中华书局1984年9月版。
[22]《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卷1（下）北京三联书店1960年4月第1版，第521页。
[23]《哀江南》，《江苏》第1期。
[24]《近四十年世风之变迁》，《国民日日报汇编》第3辑。
[25]宋教仁：《程家柽革命大事略》，《宋教仁集》下册第435页，中华书局1981年版。
[26]《秦力山传》，《辛亥革命》（一）第282页。
[27]《宋教仁集》下册第436页。
[28]《纪东京留学生欢迎孙君逸仙事》，《民报》第1号，第68-69页。
[29]《癸丑新民丛报汇编》第1135页。
[30]《释仇满》，《蔡元培全集》卷1第172—173页
[31]《正仇满论》，《国民报》第4期。
[32]《绝命书》，《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2卷上册第155页
[33]孙文：《民报发刊词》，《民报》第1号，第2页。
[34] 汪精卫：《民族的国民》，《民报》第2号，第18-19页。
[35]《在东京中国留学生欢迎大会的演说》，《孙中山全集》卷1第283—285页。
[36]《驳法律新闻之论清廷立宪》，《朱执信集》上册第36页，中华书局1976年1月版。
[37]《论中国宜改创民主政体》，《民报》第1号，第48-49页。
[38]《革命初期之宣传品》，《革命逸史 》初集，第10页。
[39]《本社特别广告》（二），《民报》第19号。
[40]《论中国现在之党派及将来之政党》，《新民丛报》第 92期。
[41]《清廷关于解释种族革命与政治革命之上谕》，孙曜：《中华民国史料》，《自武昌起义至参议院闭会》，第9页，上海文明书局1925年版。
[42]《求学是去欲之良法》，《阎百川先生言论类编》卷6第79页。
[43]《论读经有利而无弊》，《天津大公报》1935年6月15日。
[44]《在桂林军政学76团体欢迎会上的演说》，《孙中山全集》卷6，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3页。
[45]《在东京<民报>创刊周年庆祝大会上的演说》，《孙中山全集》卷6，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325页。
[46]《仇一姓不仇一族》，《民报》第19号，科学出版社影印版第104页。
[47]《中国革命与中国国民党》中国文化服务社1941年8月版第13—14页。
[48]《自序》，《革命逸史》初集第1-2页。
[49]《石屏传略》，《谭人凤集》第433页，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8月斑版。
[50]《光复军志•序》
[51]《徐锡麟墓表》，《蔡元培全集》卷2第280页。
Friday, August 28, 2009
“正”“中”“义”
深川 ， 你开始被敌人多年来的文宣引入卖族心态去了， 我想解释3个字给你听， 就是“正”“中”“义” ；
正 ， 东胡不成就自己的文明国度， 而只知道强盗掳掠奸淫， 窃据我华夏大地， 此为不正。 支持强盗掳掠奸淫的东胡， 不正。
中（念：重）， 作为华夏后裔尊敬爱护我们的长辈甚至于我们的祖先，不可以轻易侮辱，也不能让外人轻易侮辱， 此为安慰他们在天之灵， 为侵略杀戮过我们祖先的东胡去侮蔑我们的祖先，这样的人，中呼？
义， 即使是站在人道主义的立场上， 看着无辜的民族被侵略者大屠杀， 是人都难以苟同， 这就是美军开始在全球失去好感的原因。 华夏男子要有保护我华夏父老男女夫人小孩的决心， 包括我们自己的父母亲戚，甚至我们的族人们， 看到无辜的族人被侵略华夏的东胡强奸杀害，就必须出手反抗，始之为义。为杀戮华夏人的敌人称案叫好？ 义呼？
正 ， 东胡不成就自己的文明国度， 而只知道强盗掳掠奸淫， 窃据我华夏大地， 此为不正。 支持强盗掳掠奸淫的东胡， 不正。
中（念：重）， 作为华夏后裔尊敬爱护我们的长辈甚至于我们的祖先，不可以轻易侮辱，也不能让外人轻易侮辱， 此为安慰他们在天之灵， 为侵略杀戮过我们祖先的东胡去侮蔑我们的祖先，这样的人，中呼？
义， 即使是站在人道主义的立场上， 看着无辜的民族被侵略者大屠杀， 是人都难以苟同， 这就是美军开始在全球失去好感的原因。 华夏男子要有保护我华夏父老男女夫人小孩的决心， 包括我们自己的父母亲戚，甚至我们的族人们， 看到无辜的族人被侵略华夏的东胡强奸杀害，就必须出手反抗，始之为义。为杀戮华夏人的敌人称案叫好？ 义呼？
Thursday, August 20, 2009
宗教 = 祖宗教化 = Ancestors' Teaching
我简单的显示:
宗教 = 祖宗教化 = Ancestors' Teaching
信仰 = 你信什么 = Belief
超自然力量崇拜粘合组织/团体 = Religion
神 = 有血缘或无血缘的好人死后的强大精神力 = Spirit( strong mental power/energy) of a righteous person afterdeath
我们的信仰是：敬天地法祖先
拜天公是整个敬天地法祖先信仰的敬天的环节。
每一个人心里的想法都不一样， 你怎么知道有没有人在对着父母亲的灵位说着思念他们呢？
那么祭拜的时候当然是说些自己愿景阿好话阿祝福阿，要不然要讲什么？
这个是常理阿，洋人也不是有事没事就祝福， 哎呀，不要什么鸟都规划成种族问题，我们要看全面的，不是好像对华人有深仇大恨般就只针对华人怎样怎样的说，晕
斩鸡猪牛羊鸭都可以不一定要鸡，看场合和规格还有你的钱包，
所有东西都有一个形式， 满月也有一个形式， 结婚也有一个形式，
那么洋人送死者全部穿成黑白就是尊敬死者？
在祖先还没有成为祖先之前有没有孝心，这个市取决于个人的，我们难以统计和推断，说这个只是讨论而已，
为什么要祭祀以生果三牲是因为一个理念，侍往如侍生， 就是他们走了也一样以他们生前喜欢的东西祭拜， 人死了仍然能够得到尊敬， 对后代对前辈的生平有 教育意义，也是一个孝道行为的典范，祭拜后大家分食祭品，又不浪费， 关于火化这个形式的由来我还在研究中， 个人觉得不需要病态狂烧。。。
宗教 = 祖宗教化 = Ancestors' Teaching
信仰 = 你信什么 = Belief
超自然力量崇拜粘合组织/团体 = Religion
神 = 有血缘或无血缘的好人死后的强大精神力 = Spirit( strong mental power/energy) of a righteous person afterdeath
我们的信仰是：敬天地法祖先
拜天公是整个敬天地法祖先信仰的敬天的环节。
每一个人心里的想法都不一样， 你怎么知道有没有人在对着父母亲的灵位说着思念他们呢？
那么祭拜的时候当然是说些自己愿景阿好话阿祝福阿，要不然要讲什么？
这个是常理阿，洋人也不是有事没事就祝福， 哎呀，不要什么鸟都规划成种族问题，我们要看全面的，不是好像对华人有深仇大恨般就只针对华人怎样怎样的说，晕
斩鸡猪牛羊鸭都可以不一定要鸡，看场合和规格还有你的钱包，
所有东西都有一个形式， 满月也有一个形式， 结婚也有一个形式，
那么洋人送死者全部穿成黑白就是尊敬死者？
在祖先还没有成为祖先之前有没有孝心，这个市取决于个人的，我们难以统计和推断，说这个只是讨论而已，
为什么要祭祀以生果三牲是因为一个理念，侍往如侍生， 就是他们走了也一样以他们生前喜欢的东西祭拜， 人死了仍然能够得到尊敬， 对后代对前辈的生平有 教育意义，也是一个孝道行为的典范，祭拜后大家分食祭品，又不浪费， 关于火化这个形式的由来我还在研究中， 个人觉得不需要病态狂烧。。。
Wednesday, August 19, 2009
Sunday, August 16, 2009
如果我们以考古科学来去小心求证的， 那么事实将慢慢的浮现
可是如果我们以考古科学来去小心求证的， 那么事实将慢慢的浮现的。 再者华夏人自古就有非常严谨的态度去对待我们的历史，甚至史官可以妄顾自己生命以保持事实的境界，所以很多时候以考古发现来对证史籍就有了很高可信度。
以上大量文字都是我打出来的， 资料是我依据考古节目《发现黄帝城〉〉的推测找出来的，还有大量的考古发现资料呢， 至于我拷贝的段落， 我也以文章惯例，使用开关引号做出区别。
我只是不齿市场上对我们华人和我们祖先有侮蔑论述的文章使用MD,不是针对某些po 帖人， 请海量。
以上大量文字都是我打出来的， 资料是我依据考古节目《发现黄帝城〉〉的推测找出来的，还有大量的考古发现资料呢， 至于我拷贝的段落， 我也以文章惯例，使用开关引号做出区别。
我只是不齿市场上对我们华人和我们祖先有侮蔑论述的文章使用MD,不是针对某些po 帖人， 请海量。
宗教的真正含义是祖宗教化
道教是华人所创信仰,不是祖宗教化
道教儒教佛教属于 信仰 类别;
而宗教的真正含义是祖宗教化, 世界上有历史长达前年以上的祖宗教化信仰的民族不多见, 华人是最悠久和系统发展深度很高的一个.
信仰在因各鲁文中是belief , 宗教如果依照我们华人的翻译，直译应该为：Ancestors' Teaching.
而我们常见的词：religion , 如果翻译为中文，应该是：超自然力量崇拜粘合团体/组织。
统战伎俩罢了， 我在youtube还看过有人讲黑人是华人的祖先=。= “ ，世界上什么鸟人都有的
道教儒教佛教属于 信仰 类别;
而宗教的真正含义是祖宗教化, 世界上有历史长达前年以上的祖宗教化信仰的民族不多见, 华人是最悠久和系统发展深度很高的一个.
信仰在因各鲁文中是belief , 宗教如果依照我们华人的翻译，直译应该为：Ancestors' Teaching.
而我们常见的词：religion , 如果翻译为中文，应该是：超自然力量崇拜粘合团体/组织。
统战伎俩罢了， 我在youtube还看过有人讲黑人是华人的祖先=。= “ ，世界上什么鸟人都有的
有夏、华夏、诸夏
至于有人说黄帝不说自己是华夏人云云，黄帝相信是一个家族并非一人，而是多任领袖； 当时他们是夏人， 认同华夏是在兄弟两部合并之后；至少我们从史籍当中发现华人的字面记载在于隋唐之间； 有夏（意思：有文明）、华夏、诸夏等等的记载在周时期有大量发现。
华人没有宗教！？ 华人有最悠久和深度的宗教
华人没有宗教！？ 华人有最悠久和深度的宗教
宗教，其实是祖宗教化的意思， 而信仰是你信什么的意思，
因格鲁文当中的ｒｅｌｉｇｉｏｎ 是一个信仰超自然力量主宰人类的粘合度高的组织，
这和我们华人的字眼宗教祖宗教化根本就是两回事．
我们华夏人是有宗教的， 我们有祭祀自己的祖先，我们尊敬自己的祖先，每当节日来临庆祝之时，我们也不忘祭祀祖先，敬告祖先在天之灵。 我们还有一个清明节，专门在这一天祭拜祖先和扫墓， 照顾好祖先的长眠之地。
这一切一切都起源于我们华夏的一个美德，就是孝，就是对父母养育之恩的情感，那一分很深的感激。古代就有许多孝顺反哺的例子，有为了保护父母而死的，也有为了反哺父母而竭力的，许许多多感动人心的，甚至流传了乌鸦反哺的故事来警惕后生，不可以忘记父母之恩，养育之情，不然连乌鸦都不如。而到了几千年后的今天，我们华人社会里，依然流传着这样的一个广泛的社会共鸣， 作人要照顾父母，不孝的人会被华社看不起的，至少也会给人嫌弃。
那么我们的信仰是什么？我们信仰天地祖先呀！ 所以就有了《〈敬天地法祖先〉〉的信仰，几千年来发展到了广泛统一的民族信仰系统，我们也有我们自己的华人粘合信仰组织系统．
每天我们晨昏祭拜祖先，初一十五庙会拜神，每逢节日大事庆祝祭祀，这个就是我们的华人粘合信仰组织系统， 而外国人关他叫做ｃｈｉｎｅｓｅ ｒｅｌｉｇｉｏｎ．
看到吗，深黄色的就是被规划为ｃｈｉｎｅｓｅ ｒｅｌｉｇｉｏｎ 的范围， 我们华夏人的信仰早就被外国人研究计算了。
敬天地法祖先的信仰系统
拜天公
屋外的天公牌位
屋内神位和地主
地主
新年，呵呵
可爱的马来西亚华人
庙会，就是到庙里集会的意思
庙、寺、道观都是不同的东西， 庙是我华夏宗教信仰的建筑， 寺是佛教或其他外来教的， 道观不用说了是道教的， 这些不同的概念，我们的祖先是很清楚地。
初一十五大家到庙里去祭拜祖先，联络乡里，头人议事，团结我们华夏人，顺便连带商贸、娱乐和社交的活动等等。 。 。
宗教，其实是祖宗教化的意思， 而信仰是你信什么的意思，
因格鲁文当中的ｒｅｌｉｇｉｏｎ 是一个信仰超自然力量主宰人类的粘合度高的组织，
这和我们华人的字眼宗教祖宗教化根本就是两回事．
我们华夏人是有宗教的， 我们有祭祀自己的祖先，我们尊敬自己的祖先，每当节日来临庆祝之时，我们也不忘祭祀祖先，敬告祖先在天之灵。 我们还有一个清明节，专门在这一天祭拜祖先和扫墓， 照顾好祖先的长眠之地。
这一切一切都起源于我们华夏的一个美德，就是孝，就是对父母养育之恩的情感，那一分很深的感激。古代就有许多孝顺反哺的例子，有为了保护父母而死的，也有为了反哺父母而竭力的，许许多多感动人心的，甚至流传了乌鸦反哺的故事来警惕后生，不可以忘记父母之恩，养育之情，不然连乌鸦都不如。而到了几千年后的今天，我们华人社会里，依然流传着这样的一个广泛的社会共鸣， 作人要照顾父母，不孝的人会被华社看不起的，至少也会给人嫌弃。
那么我们的信仰是什么？我们信仰天地祖先呀！ 所以就有了《〈敬天地法祖先〉〉的信仰，几千年来发展到了广泛统一的民族信仰系统，我们也有我们自己的华人粘合信仰组织系统．
每天我们晨昏祭拜祖先，初一十五庙会拜神，每逢节日大事庆祝祭祀，这个就是我们的华人粘合信仰组织系统， 而外国人关他叫做ｃｈｉｎｅｓｅ ｒｅｌｉｇｉｏｎ．
看到吗，深黄色的就是被规划为ｃｈｉｎｅｓｅ ｒｅｌｉｇｉｏｎ 的范围， 我们华夏人的信仰早就被外国人研究计算了。
敬天地法祖先的信仰系统
拜天公
屋外的天公牌位
屋内神位和地主
地主
新年，呵呵
可爱的马来西亚华人
庙会，就是到庙里集会的意思
庙、寺、道观都是不同的东西， 庙是我华夏宗教信仰的建筑， 寺是佛教或其他外来教的， 道观不用说了是道教的， 这些不同的概念，我们的祖先是很清楚地。
初一十五大家到庙里去祭拜祖先，联络乡里，头人议事，团结我们华夏人，顺便连带商贸、娱乐和社交的活动等等。 。 。
Saturday, August 15, 2009
历史遗物、《山海经》与红山文化
历史遗物、《山海经》与红山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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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山黄帝文化 加入时间：2006-12-27 10:58:25 点击：4508
——红山文化区系黄帝、颛顼活动区之确证
雷广臻
历史遗物（主要包括自然历史遗物化石、社会历史遗物红山文化遗存）、重要文化典籍《山海经》与红山文化存在十分密切的关系。作者多年来致力于挖掘发现于冀北、辽西的化石文化，发现于同一区域的红山文化，至少有部分篇章记述这一区域物事的《山海经》之间的同质信息，以图用自然历史遗物（化石）与人类历史遗物（红山文化遗存）相互印证，而且用二者的同质信息与古文献所记神话传说相互印证的研究方法，释读红山先民的生存信息。
在冀北（主要是丰宁）、内蒙古（主要是宁城）、辽宁（主要是朝阳）发现了世界独一无二的化石宝库，统称为热河生物群，也叫辽西热河生物群。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末，辽西热河生物群有了突破性的发现。动、植物各门类化石齐全，数量极其丰富。脊椎动物70多种，数万件；无脊椎动物近千种，数十万件；植物60多种，数万件。它囊括了白垩纪早期众多门类的陆相化石生物，包括鱼、两栖类、爬行类、鸟类、哺乳类和古植物及其孢粉以及无脊椎动物类群中的双壳类、腹足类、节肢类（包括虾类、昆虫类和蜘蛛类）、介形虫等等。其中，早期鸟类、带毛恐龙、原始哺乳动物和早期被子植物的发现成为20世纪古生物学界最为重大发现的一部分。（1）很巧的一个现象发生了，
图1 蜥蜴化石（凌源潜龙）
热河生物群的一个重要产地与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重合。尘封了红山文化遗址的泥土同时尘封了热河生物群。那么二者是不是一个简单的重合关系呢？现在有充分的证据证明，二者有密切关系，记述远古物事的中华民族最重要的文化宝库和文明宝典之一《山海经》和“龙”象形文字等揭穿了这种关系：红山先民不仅懂得利用化石而且从化石中汲取智慧。现存化石地层也说明，这里的化石埋藏于地表很浅的部位，古人发现和利用化石的机会是很大的。在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积石冢东北角我们发现了磨的透亮的木化石，在“坛”处发现了数块木化石。红山先民已经对化石进行利用。
本文试图从探讨自然历史遗物化石、重要文化典籍《山海经》与红山文化存在的十分密切的关系入手，开辟研究红山文化的一条新途径。这一工作已经有了初步的成果，现报告如下。
一、《山海经》的“海外西经”记述的是红山文化区域物事
《山海经》是一部后人记述先人记忆的著作，主要是新石器开始之后到国家形成之间古代先民对其生活状态及其环境的记忆遗留。这些关于先人的神话传说式的记载，暗示了那个时代的特征，所以研究红山文化时期的地理、民族以及其图腾、文化意识离不开《山海经》。而且更关键的是：《山海经》之“海”，如果能确定其地理方位，就能破译红山文化、其他史前文化的密码，也能基本破译这本承载史前信息经书的密码。经作者多年研究，认定《山海经》之“海”指的是渤海。由此推原《山海经》“海外西经”篇记述的就是大凌河、老哈河红山文化区域在古代红山先民时期发生的物事。
图2 渤海与红山文化区
首先，“海”，指渤海在古文献中是约定俗成的。如曾经亲自实地探求黄帝事迹的司马迁，说黄帝“东至于海，登丸山。”（4）《地理志》云：丸山，郎邪朱虚县（即今天山东省）。这里说的“海”，是指渤海。司马迁自己去访求，“西至空桐，北过涿鹿，东渐于海”，这进一步说明当时人们所说的“海”是指渤海。其他古代文献，凡提到“海”，一般是指渤海。
其次，围“海”而成南、西、北、东四个方位（即海外南经、海外西经、海外北经、海外东经），在中国版图上只有渤海能形成这样的方位格局（见图2）。其他，如黄海、东海、南海则不能构成这样的格局。
第三，《山海经》“海外西经”篇所记述的物事与大凌河牛河梁等红山文化区域的古人文、古地理相符。大凌河牛河梁等红山文化区域是恐龙和鱼化石的重要产地，《山海经》“海外西经”称：“龙鱼陵居在其（诸夭之野）北，状如狸（鲤），一曰嘏（鲵），即有神圣乘此以行九野。”（2）这是说这里发现有外形像鲤鱼，也可以叫作“鲵”的鱼类化石“龙鱼”。（3）古人把石头大的山称为“山”，小而尖的山称为“岭”，夹在大山中间的小土山称为“丘”，大土山称为“陵”，众所周知，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正处在一个大土山上，称其为“龙鱼陵居”是最贴切不过的事情了。
图3 产于牛河梁的群鱼化石
这是《山海经》和那里的地层留给我们的极其重要的信息。上图所示就是牛河梁一带出土的鱼化石，称其为“龙鱼” 、状如狸（鲤），一曰嘏（鲵）等，只是与今人的叫法不同。《山海经》记述“刑天与帝争神”（蚩尤与黄帝战争）在这一带发生，与其他史书所记一致，即发生在与大凌河牛河梁毗邻的河北北部。《山海经》又记这里有轩辕之丘、轩辕国，这些事项在牛河梁都对上号了。冀北、辽西位于渤海之西，古人用“海外西经”来记其物事是自然的事情。由此也可以反证，《山海经》之“海”为渤海。
二、《山海经》的“大荒西经”记述的是红山文化区域物事
《山海经》之“大荒”，如果能确定其地理方位，也能破译红山文化、其他史前文化的密码，也能基本破译这本承载史前信息经书的密码。经作者多年研究，认定《山海经》之“大荒”指的是红山文化遗址所围绕的位于内蒙古中部的科尔沁沙地。
图4 红山文化主要遗址分布图（5）
首先，红山文化主要遗址赤峰红山后、翁牛特旗三星他拉、巴林右旗那斯台、巴林左旗尖山子、敖汉旗四家子、建平县五十家子、围场县下伙房、锦西县沙锅屯、喀左县东山嘴、建平与凌源交界牛河梁、阜新县胡头沟、盘锦市郊、康平县郊、开鲁县坤都岭、科左中旗新艾力等，都是围绕科尔沁沙地分布的。远古先民对沙地的概念，一代一代流传下来，就是对“大荒”的记忆。
第二，《山海经》在展开“大荒西经”记述之初，首先陈明“大荒”在“西北海之外”，这是一个重要的地理方位信息，如果“海”指渤海，那么“西北海之外”一定是指“红山文化区”，（因为只有“红山文化区”在“西北海之外”）。“大荒”（科尔沁沙地）与红山先民发生了极密切的关系，因而这种实际发生过的关系以传说的形式保留在《山海经》一类的古文献中。
第三，以“海”为视点和以“大荒”为视点所视之区域为同一区域，只有一种可能，那就是从渤海看和从科尔沁沙地看，西部（或西北部）是同一区域，即红山文化区。这可以从《山海经》之“大荒西经”所记物事与“海外西经”所记物事基本重复现象得到证明。“海外西经”记“夏后启”，“大荒西经”记“夏后开（启）”；“海外西经”记“三身国”“一臂国”、“奇肱国”、“无右臂”人， “大荒西经”记“三面一臂人”、 “一臂民”、“有人反臂”、“长胫国”； “海外西经”记“女祭女戚”、“女丑之尸”“女子国”，“大荒西经”记“女祭女 ”女丑尸”、“女娲之肠”、 “女子国”； “海外西经”记“丈夫国”，“大荒西经”记“丈夫国”； “海外西经”记“轩辕国”、“轩辕之丘”，“大荒西经”记“轩辕国”、“轩辕台”； “海外西经”记“巫咸国”有“群巫”，“大荒西经”记“灵山”有“群巫”，而且能列出名称；“海外西经”记“诸夭之野”有“凤鸟”、“百兽”，“甘露，民饮之”，“大荒西经”记“沃民沃野”，有“凤鸟”、“百兽”等，“甘露，是饮”； “海外西经”记“白民国”，“大荒西经”记“白民国”；等等，内容基本一样。发生这样的情况，只能解释为“海外西经”与“大荒西经”记述的是同一文化区域的物事，只是有的稍多，有的稍少，名称、术语有点区别。
依上所述，推原“大荒西经”篇记述的就是西拉木伦河、大凌河、老哈河红山文化区域在古代先民中发生的物事。
三、红山文化区为黄帝、颛顼部落活动区
证明《山海经》之“海”与“大荒”的地理方位，尤其根据《山海经》关于“龙鱼陵居”（化石产地）、黄帝战蚩尤战场的定位，可初步确定红山文化区即为黄帝、颛顼部落活动区，但还需要提出进一步的证据。
首先，红山文化玉器种类多，证明红山先民尚玉；传说黄帝用玉作兵器，黄帝妻嫘祖养蚕，红山文化出土文物有蚕玉器、玉兵器；《山海经》注重玉器探求，传说、实物、典籍三者在尚玉、用玉上相符，可证明三者具有同质信息，由此可为红山文化区系黄帝、颛顼部落活动区提供一个“玉证”。
其次，治玉难于治衣，治玉技术高超的红山先民服饰技艺也一定相当高超，甚至可以说已趋于成型。在这一点上，传说、实物、典籍三者也具有同质信息。传说黄帝染五色衣裳，服饰多样化；黄帝号轩辕、居轩辕之丘，张晏解释轩辕：“作轩冕之服。”说黄帝坐好车、穿华服。牛河梁出土了穿短靴的陶塑人像（人像高12厘米），其短靴有一定厚度，前有花纹，相当精美，说成是当代雕塑也不为过。红山文化东山嘴遗址出土了人像腰部带饰，前边有结，说明那时人们已经与现代人一样会用腰带了。
图5 裸体陶塑人像
实物与关于黄帝的传说一致。这可为红山文化区系黄帝、颛顼部落活动区提供一个“衣证”。
第三，红山文化区是龙文化起源地之一，玉龙形象、凌源潜龙（蜥蜴化石）形象与中国古代象形文字“龙”字有诸多相像之处，这可为探讨龙的起源进而探讨红山文化性质提供重要信息。
图6 中国古代象形文字中的“龙”字（6）
关于龙的源，大体有六种意见。一是认为龙是虚构的神异动物；二是认为龙是若干种图腾动物的集合图腾，象征着中华民族是由多民族融合而成；三是认为龙是闪电、虹霓、龙卷风等自然物的神化；四是认为龙与农音近，代表着农业的起源；五是认为
多种动物均可称为龙，例如猪龙、龙马、龙狗、龙蛇等：六是认为龙的原形是某种具体的动物，例如蛇、蜥蜴、鳄鱼、鲤鱼等。
笔者认为龙形源于某种化石，如图1 所示蜥蜴（凌源潜龙）化石。一是龙形与蜥蜴（凌源潜龙）化石十分接近；二是龙文化诞生地与蜥蜴（凌源潜龙）化石产地相同；三是“龙”的象形文字既像“龙”又像蜥蜴（凌源潜龙）化石。这可为红山文化区系黄帝、颛顼部落活动区提供一个“石证”。
第四，《山海经》在“大荒西经”中多处提到颛顼，一处提到“颛顼之子”（淑士国），一处提到“颛顼生老童”（日月山），一处提到“三臂人”是“颛顼之子”（有人焉）。颛顼活动区在哪里？ 宋、元时期的胡三省在《资治通鉴》注中明确说到朝阳“城东九十里，棘城，即颛顼之 ”(7) 棘城，在今锦州义县北。有我国一部重要历史文化典籍明确记载了“颛顼之 ”, 这可为红山文化区系黄帝、颛顼部落活动区提供一个“旁证”。
综上所述，事物的普遍联系性同样存在于西辽河流域、滦河流域的化石文化、红山文化和记载远古先民活动的《山海经》之间。《山海经》“海外西经”和“大荒西经”记述了红山先民的活动往事，也记载了其生存环境。红山文化区系黄帝、颛顼部落活动区。
（作者系朝阳师专历史学教授、校长，邮编122000，
电话：0421-6681001，13898087511，13898081155）
注释：
(1)雷广臻、皮照兴等：《热河生物群的起源与发现》，《微生物学杂志》2005年第一期；
(2)《山海经》“海外西经”，袁珂校译本第192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文中凡是关于《山海经》引文均引处该版本；
(3)甄朔南：《我国古代对化石的认识》，《中国科技史料》，1982年第3期；
(4)司马迁：《史记》；
(5)郭大顺等编：《牛河梁遗址》，学苑出版社2004年第一版；
(6)《始祖——中华古文明大图集》，人民日报出版社第90页；
(7)(宋)司马光编著、（元）胡三省音注《资治通鉴》，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6月第五次印刷本第64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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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山黄帝文化 加入时间：2006-12-27 10:58:25 点击：4508
——红山文化区系黄帝、颛顼活动区之确证
雷广臻
历史遗物（主要包括自然历史遗物化石、社会历史遗物红山文化遗存）、重要文化典籍《山海经》与红山文化存在十分密切的关系。作者多年来致力于挖掘发现于冀北、辽西的化石文化，发现于同一区域的红山文化，至少有部分篇章记述这一区域物事的《山海经》之间的同质信息，以图用自然历史遗物（化石）与人类历史遗物（红山文化遗存）相互印证，而且用二者的同质信息与古文献所记神话传说相互印证的研究方法，释读红山先民的生存信息。
在冀北（主要是丰宁）、内蒙古（主要是宁城）、辽宁（主要是朝阳）发现了世界独一无二的化石宝库，统称为热河生物群，也叫辽西热河生物群。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末，辽西热河生物群有了突破性的发现。动、植物各门类化石齐全，数量极其丰富。脊椎动物70多种，数万件；无脊椎动物近千种，数十万件；植物60多种，数万件。它囊括了白垩纪早期众多门类的陆相化石生物，包括鱼、两栖类、爬行类、鸟类、哺乳类和古植物及其孢粉以及无脊椎动物类群中的双壳类、腹足类、节肢类（包括虾类、昆虫类和蜘蛛类）、介形虫等等。其中，早期鸟类、带毛恐龙、原始哺乳动物和早期被子植物的发现成为20世纪古生物学界最为重大发现的一部分。（1）很巧的一个现象发生了，
图1 蜥蜴化石（凌源潜龙）
热河生物群的一个重要产地与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重合。尘封了红山文化遗址的泥土同时尘封了热河生物群。那么二者是不是一个简单的重合关系呢？现在有充分的证据证明，二者有密切关系，记述远古物事的中华民族最重要的文化宝库和文明宝典之一《山海经》和“龙”象形文字等揭穿了这种关系：红山先民不仅懂得利用化石而且从化石中汲取智慧。现存化石地层也说明，这里的化石埋藏于地表很浅的部位，古人发现和利用化石的机会是很大的。在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积石冢东北角我们发现了磨的透亮的木化石，在“坛”处发现了数块木化石。红山先民已经对化石进行利用。
本文试图从探讨自然历史遗物化石、重要文化典籍《山海经》与红山文化存在的十分密切的关系入手，开辟研究红山文化的一条新途径。这一工作已经有了初步的成果，现报告如下。
一、《山海经》的“海外西经”记述的是红山文化区域物事
《山海经》是一部后人记述先人记忆的著作，主要是新石器开始之后到国家形成之间古代先民对其生活状态及其环境的记忆遗留。这些关于先人的神话传说式的记载，暗示了那个时代的特征，所以研究红山文化时期的地理、民族以及其图腾、文化意识离不开《山海经》。而且更关键的是：《山海经》之“海”，如果能确定其地理方位，就能破译红山文化、其他史前文化的密码，也能基本破译这本承载史前信息经书的密码。经作者多年研究，认定《山海经》之“海”指的是渤海。由此推原《山海经》“海外西经”篇记述的就是大凌河、老哈河红山文化区域在古代红山先民时期发生的物事。
图2 渤海与红山文化区
首先，“海”，指渤海在古文献中是约定俗成的。如曾经亲自实地探求黄帝事迹的司马迁，说黄帝“东至于海，登丸山。”（4）《地理志》云：丸山，郎邪朱虚县（即今天山东省）。这里说的“海”，是指渤海。司马迁自己去访求，“西至空桐，北过涿鹿，东渐于海”，这进一步说明当时人们所说的“海”是指渤海。其他古代文献，凡提到“海”，一般是指渤海。
其次，围“海”而成南、西、北、东四个方位（即海外南经、海外西经、海外北经、海外东经），在中国版图上只有渤海能形成这样的方位格局（见图2）。其他，如黄海、东海、南海则不能构成这样的格局。
第三，《山海经》“海外西经”篇所记述的物事与大凌河牛河梁等红山文化区域的古人文、古地理相符。大凌河牛河梁等红山文化区域是恐龙和鱼化石的重要产地，《山海经》“海外西经”称：“龙鱼陵居在其（诸夭之野）北，状如狸（鲤），一曰嘏（鲵），即有神圣乘此以行九野。”（2）这是说这里发现有外形像鲤鱼，也可以叫作“鲵”的鱼类化石“龙鱼”。（3）古人把石头大的山称为“山”，小而尖的山称为“岭”，夹在大山中间的小土山称为“丘”，大土山称为“陵”，众所周知，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正处在一个大土山上，称其为“龙鱼陵居”是最贴切不过的事情了。
图3 产于牛河梁的群鱼化石
这是《山海经》和那里的地层留给我们的极其重要的信息。上图所示就是牛河梁一带出土的鱼化石，称其为“龙鱼” 、状如狸（鲤），一曰嘏（鲵）等，只是与今人的叫法不同。《山海经》记述“刑天与帝争神”（蚩尤与黄帝战争）在这一带发生，与其他史书所记一致，即发生在与大凌河牛河梁毗邻的河北北部。《山海经》又记这里有轩辕之丘、轩辕国，这些事项在牛河梁都对上号了。冀北、辽西位于渤海之西，古人用“海外西经”来记其物事是自然的事情。由此也可以反证，《山海经》之“海”为渤海。
二、《山海经》的“大荒西经”记述的是红山文化区域物事
《山海经》之“大荒”，如果能确定其地理方位，也能破译红山文化、其他史前文化的密码，也能基本破译这本承载史前信息经书的密码。经作者多年研究，认定《山海经》之“大荒”指的是红山文化遗址所围绕的位于内蒙古中部的科尔沁沙地。
图4 红山文化主要遗址分布图（5）
首先，红山文化主要遗址赤峰红山后、翁牛特旗三星他拉、巴林右旗那斯台、巴林左旗尖山子、敖汉旗四家子、建平县五十家子、围场县下伙房、锦西县沙锅屯、喀左县东山嘴、建平与凌源交界牛河梁、阜新县胡头沟、盘锦市郊、康平县郊、开鲁县坤都岭、科左中旗新艾力等，都是围绕科尔沁沙地分布的。远古先民对沙地的概念，一代一代流传下来，就是对“大荒”的记忆。
第二，《山海经》在展开“大荒西经”记述之初，首先陈明“大荒”在“西北海之外”，这是一个重要的地理方位信息，如果“海”指渤海，那么“西北海之外”一定是指“红山文化区”，（因为只有“红山文化区”在“西北海之外”）。“大荒”（科尔沁沙地）与红山先民发生了极密切的关系，因而这种实际发生过的关系以传说的形式保留在《山海经》一类的古文献中。
第三，以“海”为视点和以“大荒”为视点所视之区域为同一区域，只有一种可能，那就是从渤海看和从科尔沁沙地看，西部（或西北部）是同一区域，即红山文化区。这可以从《山海经》之“大荒西经”所记物事与“海外西经”所记物事基本重复现象得到证明。“海外西经”记“夏后启”，“大荒西经”记“夏后开（启）”；“海外西经”记“三身国”“一臂国”、“奇肱国”、“无右臂”人， “大荒西经”记“三面一臂人”、 “一臂民”、“有人反臂”、“长胫国”； “海外西经”记“女祭女戚”、“女丑之尸”“女子国”，“大荒西经”记“女祭女 ”女丑尸”、“女娲之肠”、 “女子国”； “海外西经”记“丈夫国”，“大荒西经”记“丈夫国”； “海外西经”记“轩辕国”、“轩辕之丘”，“大荒西经”记“轩辕国”、“轩辕台”； “海外西经”记“巫咸国”有“群巫”，“大荒西经”记“灵山”有“群巫”，而且能列出名称；“海外西经”记“诸夭之野”有“凤鸟”、“百兽”，“甘露，民饮之”，“大荒西经”记“沃民沃野”，有“凤鸟”、“百兽”等，“甘露，是饮”； “海外西经”记“白民国”，“大荒西经”记“白民国”；等等，内容基本一样。发生这样的情况，只能解释为“海外西经”与“大荒西经”记述的是同一文化区域的物事，只是有的稍多，有的稍少，名称、术语有点区别。
依上所述，推原“大荒西经”篇记述的就是西拉木伦河、大凌河、老哈河红山文化区域在古代先民中发生的物事。
三、红山文化区为黄帝、颛顼部落活动区
证明《山海经》之“海”与“大荒”的地理方位，尤其根据《山海经》关于“龙鱼陵居”（化石产地）、黄帝战蚩尤战场的定位，可初步确定红山文化区即为黄帝、颛顼部落活动区，但还需要提出进一步的证据。
首先，红山文化玉器种类多，证明红山先民尚玉；传说黄帝用玉作兵器，黄帝妻嫘祖养蚕，红山文化出土文物有蚕玉器、玉兵器；《山海经》注重玉器探求，传说、实物、典籍三者在尚玉、用玉上相符，可证明三者具有同质信息，由此可为红山文化区系黄帝、颛顼部落活动区提供一个“玉证”。
其次，治玉难于治衣，治玉技术高超的红山先民服饰技艺也一定相当高超，甚至可以说已趋于成型。在这一点上，传说、实物、典籍三者也具有同质信息。传说黄帝染五色衣裳，服饰多样化；黄帝号轩辕、居轩辕之丘，张晏解释轩辕：“作轩冕之服。”说黄帝坐好车、穿华服。牛河梁出土了穿短靴的陶塑人像（人像高12厘米），其短靴有一定厚度，前有花纹，相当精美，说成是当代雕塑也不为过。红山文化东山嘴遗址出土了人像腰部带饰，前边有结，说明那时人们已经与现代人一样会用腰带了。
图5 裸体陶塑人像
实物与关于黄帝的传说一致。这可为红山文化区系黄帝、颛顼部落活动区提供一个“衣证”。
第三，红山文化区是龙文化起源地之一，玉龙形象、凌源潜龙（蜥蜴化石）形象与中国古代象形文字“龙”字有诸多相像之处，这可为探讨龙的起源进而探讨红山文化性质提供重要信息。
图6 中国古代象形文字中的“龙”字（6）
关于龙的源，大体有六种意见。一是认为龙是虚构的神异动物；二是认为龙是若干种图腾动物的集合图腾，象征着中华民族是由多民族融合而成；三是认为龙是闪电、虹霓、龙卷风等自然物的神化；四是认为龙与农音近，代表着农业的起源；五是认为
多种动物均可称为龙，例如猪龙、龙马、龙狗、龙蛇等：六是认为龙的原形是某种具体的动物，例如蛇、蜥蜴、鳄鱼、鲤鱼等。
笔者认为龙形源于某种化石，如图1 所示蜥蜴（凌源潜龙）化石。一是龙形与蜥蜴（凌源潜龙）化石十分接近；二是龙文化诞生地与蜥蜴（凌源潜龙）化石产地相同；三是“龙”的象形文字既像“龙”又像蜥蜴（凌源潜龙）化石。这可为红山文化区系黄帝、颛顼部落活动区提供一个“石证”。
第四，《山海经》在“大荒西经”中多处提到颛顼，一处提到“颛顼之子”（淑士国），一处提到“颛顼生老童”（日月山），一处提到“三臂人”是“颛顼之子”（有人焉）。颛顼活动区在哪里？ 宋、元时期的胡三省在《资治通鉴》注中明确说到朝阳“城东九十里，棘城，即颛顼之 ”(7) 棘城，在今锦州义县北。有我国一部重要历史文化典籍明确记载了“颛顼之 ”, 这可为红山文化区系黄帝、颛顼部落活动区提供一个“旁证”。
综上所述，事物的普遍联系性同样存在于西辽河流域、滦河流域的化石文化、红山文化和记载远古先民活动的《山海经》之间。《山海经》“海外西经”和“大荒西经”记述了红山先民的活动往事，也记载了其生存环境。红山文化区系黄帝、颛顼部落活动区。
（作者系朝阳师专历史学教授、校长，邮编122000，
电话：0421-6681001，13898087511，13898081155）
注释：
(1)雷广臻、皮照兴等：《热河生物群的起源与发现》，《微生物学杂志》2005年第一期；
(2)《山海经》“海外西经”，袁珂校译本第192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文中凡是关于《山海经》引文均引处该版本；
(3)甄朔南：《我国古代对化石的认识》，《中国科技史料》，1982年第3期；
(4)司马迁：《史记》；
(5)郭大顺等编：《牛河梁遗址》，学苑出版社2004年第一版；
(6)《始祖——中华古文明大图集》，人民日报出版社第90页；
(7)(宋)司马光编著、（元）胡三省音注《资治通鉴》，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6月第五次印刷本第648页。
华是炎帝部的符号， 黄帝用的符号是夏
写书的识得两个字就可以了，现在的书太多假书了，基于一些阴谋或者政治目的，任何人都可以乱乱说，以图迷惑民众，这也当然包括了我们华夏人的敌人，它们也会这样做的； 那么我们就应该借助我们民族的信仰和科学的佐助来识别真相。
据《国语·晋语》曰：“昔少典娶于有娇氏，生黄帝、炎帝。黄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
我们推测其是炎帝黄帝兄弟部，我们也可以从生活范围中知道。
以考古来验证，我们沿着祖先迁徙进黄河北岸和中下游之前， 那就是仰韶时期；
仰韶在于长安、 周原、 河南、 太原之间， 符合了黄帝部逐渐进入黄河北岸，而炎帝部逐渐进入河南（黄河中下游）的历史述说；
华是炎帝部的符号， 黄帝用的符号是夏；
（推测为炎帝部）
“1985年，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在“晋文化讨论会”上曾赋诗一首，首句为“华山玫瑰燕山龙”。其中的“华”古义为“花”，指的是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彩陶上常绘的一种花卉形图案。苏秉琦先生说：“庙底沟类型可能就是形成华族核心的先民遗存。庙底沟类型主要特征之一的花卉图案彩陶可能就是华族得名的由来，华山则可能是由于最初所居之地而得名的。这种花卉图案彩陶是土生土长的，在一切原始文化中是独一无二的。”华山、华夏、中华之华既然来自于五千年前风中摇曳的一朵野花，那么这朵花旁的先民一定具有崇尚美好事物的浪漫基因了。”
（推测为黄帝部）
彩陶鱼纹盆，仰韶文化半坡类型
“随着考古调查与发掘的深入开展，许多新的发现不断涌现，关于仰韶鱼纹盆的报导也是层出不穷。我们惊喜地发现，在一个相当大的地理范围内，鱼纹有惊人的一致：甘肃境内最西端的发现是陇西二十里铺出土的属于第四阶段的变体鱼纹，最南端的发现是白龙江流域的武都大李家坪遗址出土的属于第四阶段的鱼纹，西汉水流域西和宁家庄遗址出土的第二阶段鱼纹，礼县石嘴村出土的第一阶段的鱼纹。渭河一带是中心区域，出土鱼纹的遗址更为集中，不再一一列举。这个地理范围最东可达关中平原武功、岐山一带，甚至在陕南南郑龙岗寺、内蒙古南部凉城王墓山下遗址都出土了颇为相似的鱼纹盆。上述范围大约有30万平方公里之大，涉及今日的3个省区。这种令人惊奇的一致现象至少告诉我们：第一，渭河流域的仰韶文化应该属于同一支文化，陇南和陕南属于这个文化圈的边缘地区；第二，在这个地理范围内，文化的交流、传播非常活跃，人们的居住地虽被千山万水所阻隔，但绝非想像中的闭塞；第三，鱼纹不是一般的彩陶纹饰，而是作为同一文化的标志性符号出现的。出现这种标志性符号的原因，以及所代表的什么内在的含义还应深入探讨。”
“关于“夏”，与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王朝的氏号有关。帝王纪云：“禹受封为夏伯，在豫州外方之南，今河南阳翟是也。”“夏”是个会意字，《说文》解释说：“中国之人也。从夊，从页，从臼。”页：人头；臼：两手；夊：两足——这个字本是中国大地上先民的自画像。从字形看，是一个顶天立地的人形：威仪棣棣、孔武赳赳。这个字充满了夏人的自信心和自豪感。”
甲骨文“夏”
金文“夏”
小篆“夏”
补：
不是因为他叫有熊就用熊图腾的啦，我晕，还是拿出相关科学佐证才好说。
什么黄帝族是西北方民族，MD 胡说八道吧
炎帝姓姜世因为在姜水建家立业啦，不关“羌” 的事情，不要以为两个字很像就相信了阿。
据《国语·晋语》曰：“昔少典娶于有娇氏，生黄帝、炎帝。黄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
我们推测其是炎帝黄帝兄弟部，我们也可以从生活范围中知道。
以考古来验证，我们沿着祖先迁徙进黄河北岸和中下游之前， 那就是仰韶时期；
仰韶在于长安、 周原、 河南、 太原之间， 符合了黄帝部逐渐进入黄河北岸，而炎帝部逐渐进入河南（黄河中下游）的历史述说；
华是炎帝部的符号， 黄帝用的符号是夏；
（推测为炎帝部）
“1985年，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在“晋文化讨论会”上曾赋诗一首，首句为“华山玫瑰燕山龙”。其中的“华”古义为“花”，指的是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彩陶上常绘的一种花卉形图案。苏秉琦先生说：“庙底沟类型可能就是形成华族核心的先民遗存。庙底沟类型主要特征之一的花卉图案彩陶可能就是华族得名的由来，华山则可能是由于最初所居之地而得名的。这种花卉图案彩陶是土生土长的，在一切原始文化中是独一无二的。”华山、华夏、中华之华既然来自于五千年前风中摇曳的一朵野花，那么这朵花旁的先民一定具有崇尚美好事物的浪漫基因了。”
（推测为黄帝部）
彩陶鱼纹盆，仰韶文化半坡类型
“随着考古调查与发掘的深入开展，许多新的发现不断涌现，关于仰韶鱼纹盆的报导也是层出不穷。我们惊喜地发现，在一个相当大的地理范围内，鱼纹有惊人的一致：甘肃境内最西端的发现是陇西二十里铺出土的属于第四阶段的变体鱼纹，最南端的发现是白龙江流域的武都大李家坪遗址出土的属于第四阶段的鱼纹，西汉水流域西和宁家庄遗址出土的第二阶段鱼纹，礼县石嘴村出土的第一阶段的鱼纹。渭河一带是中心区域，出土鱼纹的遗址更为集中，不再一一列举。这个地理范围最东可达关中平原武功、岐山一带，甚至在陕南南郑龙岗寺、内蒙古南部凉城王墓山下遗址都出土了颇为相似的鱼纹盆。上述范围大约有30万平方公里之大，涉及今日的3个省区。这种令人惊奇的一致现象至少告诉我们：第一，渭河流域的仰韶文化应该属于同一支文化，陇南和陕南属于这个文化圈的边缘地区；第二，在这个地理范围内，文化的交流、传播非常活跃，人们的居住地虽被千山万水所阻隔，但绝非想像中的闭塞；第三，鱼纹不是一般的彩陶纹饰，而是作为同一文化的标志性符号出现的。出现这种标志性符号的原因，以及所代表的什么内在的含义还应深入探讨。”
“关于“夏”，与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王朝的氏号有关。帝王纪云：“禹受封为夏伯，在豫州外方之南，今河南阳翟是也。”“夏”是个会意字，《说文》解释说：“中国之人也。从夊，从页，从臼。”页：人头；臼：两手；夊：两足——这个字本是中国大地上先民的自画像。从字形看，是一个顶天立地的人形：威仪棣棣、孔武赳赳。这个字充满了夏人的自信心和自豪感。”
甲骨文“夏”
金文“夏”
小篆“夏”
补：
不是因为他叫有熊就用熊图腾的啦，我晕，还是拿出相关科学佐证才好说。
什么黄帝族是西北方民族，MD 胡说八道吧
炎帝姓姜世因为在姜水建家立业啦，不关“羌” 的事情，不要以为两个字很像就相信了阿。
Friday, August 14, 2009
华人的悲哀不是今天才开始的
华人的悲哀不是今天才开始的，想我大明当年以2万人的巨大船舰队伍游戈南洋之时，哪一个国家不臣服呢？ 而满清入侵亡中华之后，华人大抵做了250年的奴隶，这才可悲；
从吴三桂卖华开始，汉奸总有人效仿，不就是为了出卖我们的民族去做奴隶，以换取金钱利益么？ 钱塞肺眼，鬼迷心窍之徒尔，我们的勇士义士会去收拾它们的。
从吴三桂卖华开始，汉奸总有人效仿，不就是为了出卖我们的民族去做奴隶，以换取金钱利益么？ 钱塞肺眼，鬼迷心窍之徒尔，我们的勇士义士会去收拾它们的。
最近很多华人的主题，我来解释一下华人的由来
最近很多华人的主题，我来解释一下华人的由来
华人华夏人
华人是华夏人的简称，
华夏， 说的就是由华部和夏部的联合，
华部为炎帝所统领， 夏部为黄帝所统领，
这两个族部同是一个原生部落“少帝”部里分出来的，
是兄弟部族，
华的符号是玫瑰花，最后升华成凤凰， 而夏的符号是鱼，最后升华成龙
华的文明成果是很漂亮的华服， 是以当时在黄河以南的美丽鸟类外貌而裁制，
而夏的文明成果是很团结，礼节和重义气与纪律，因为常常在河北内蒙古辽河等地捕食大型动物，以及黄河泛滥的问题所触发，
华夏两部为华部所统领，因为华部为长兄， 后来华部（炎帝部）衰落， 导致他们的支部蚩尤作乱（亦为姜姓，请参照“路史”），
从而导致了黄帝为平息动乱而战蚩尤， 取得华夏两部的统领权，
从此其我们成了华夏人，
以历史纪录来讲，在左传、 汉律、唐律等比较严格的史料上，都有华夏、华人这个词的记载，
在左传疏议中有解释华夏一词的意思为：有服章之美谓之华， 有礼义之大谓之夏；
在汉朝年间，汉武帝以风卷万里之势，击败了羞辱华人长期威胁我们的匈奴蛮族， 把现今蒙古草原和现今新疆纳入华夏的版图里，从此震惊西域， 更出了一句千古流传的豪语：犯强汉者，虽远必诛，从此汉成为了外族对我们华人的称谓，一个新外号；
在马来西亚常见的籍贯为福建人客家人广东人潮州人海南人福州人，
这些都是华人分支民系，
这些民系的方言里面都含有古汉语成分，非常的美妙，
而用方言来念古诗如唐诗的等，押韵又好听；
补遗：
为什么海外汉人多用华人一词呢？ 因为在海外的艰苦环境下， 如与外族拼杀争取生活空间等，海外汉人用了本族的大名，即华人。
其他政治团体或阴谋家对华人的定义可以不需理会，因为华夏人不需要被它们定义。
学术：
华人是华夏人的简称与华人一词出处集
http://cforum4.cari.com.my/viewthread.php?tid=1475752
华夏族（华人）起源与大量血统文章显示华族血统一致性甚高
http://cforum4.cari.com.my/viewthread.php?tid=1476506
南方学院华人族群与文化研究所
第八种 ：华语”一词的历史演变与发展
http://www.sc.edu.my/ricec/journal.htm[/url]
华人华夏人
华人是华夏人的简称，
华夏， 说的就是由华部和夏部的联合，
华部为炎帝所统领， 夏部为黄帝所统领，
这两个族部同是一个原生部落“少帝”部里分出来的，
是兄弟部族，
华的符号是玫瑰花，最后升华成凤凰， 而夏的符号是鱼，最后升华成龙
华的文明成果是很漂亮的华服， 是以当时在黄河以南的美丽鸟类外貌而裁制，
而夏的文明成果是很团结，礼节和重义气与纪律，因为常常在河北内蒙古辽河等地捕食大型动物，以及黄河泛滥的问题所触发，
华夏两部为华部所统领，因为华部为长兄， 后来华部（炎帝部）衰落， 导致他们的支部蚩尤作乱（亦为姜姓，请参照“路史”），
从而导致了黄帝为平息动乱而战蚩尤， 取得华夏两部的统领权，
从此其我们成了华夏人，
以历史纪录来讲，在左传、 汉律、唐律等比较严格的史料上，都有华夏、华人这个词的记载，
在左传疏议中有解释华夏一词的意思为：有服章之美谓之华， 有礼义之大谓之夏；
在汉朝年间，汉武帝以风卷万里之势，击败了羞辱华人长期威胁我们的匈奴蛮族， 把现今蒙古草原和现今新疆纳入华夏的版图里，从此震惊西域， 更出了一句千古流传的豪语：犯强汉者，虽远必诛，从此汉成为了外族对我们华人的称谓，一个新外号；
在马来西亚常见的籍贯为福建人客家人广东人潮州人海南人福州人，
这些都是华人分支民系，
这些民系的方言里面都含有古汉语成分，非常的美妙，
而用方言来念古诗如唐诗的等，押韵又好听；
补遗：
为什么海外汉人多用华人一词呢？ 因为在海外的艰苦环境下， 如与外族拼杀争取生活空间等，海外汉人用了本族的大名，即华人。
其他政治团体或阴谋家对华人的定义可以不需理会，因为华夏人不需要被它们定义。
学术：
华人是华夏人的简称与华人一词出处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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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夏族（华人）起源与大量血统文章显示华族血统一致性甚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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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学院华人族群与文化研究所
第八种 ：华语”一词的历史演变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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